辅实及物是什么意思？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唐代的蒲州解县（今陕西运城县西南），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出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人们称他为柳河东，他自己有时也说他是晋人，其实都不过是沿用她祖籍的习惯说法而已。碗面他被贬谪在柳州，又死在柳州，所以人们也叫他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一同领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柳宗元自幼便立下“辅时及物”之志，并终生为之奋斗。在朝廷为官期间，积极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的政治改革活动，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勇往直前，“冲罗陷阱，不知颠踣”[1]。在斗争的旋涡中，他始终热情昂扬，凌励风发，施展自己“利安元元”的人生抱负。“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受到政敌的沉重打击，由一个“超取显美”的朝官落为南蛮之地的流囚。仕途上的严重挫折，柳宗元虽然产生过悲观、消极的情绪，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执着于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道路，始终抱着“故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2]的信念。他虽然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展示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但仍然坚持与反动腐朽势力的斗争。他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也更激发了他对顽固倒退势力的憎恨，坚定了继续坚持改革事业的决心。他的寓言大都创作于永州贬所，这是他不向政敌屈服，继续与一切恶势力斗争的特殊手段和有力武器。也正由于此，它们的内涵深邃，警世策人，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巨大的讽刺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政治面貌。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从现存《柳宗元集》中所能见到的，有将近二十篇，都是他在永州时所作。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和讽刺的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盛行。因为那个时期多游说之士，为了说服游说对象，在说话和写文章中就大量使用比喻，以求能通俗明白地说清问题。“能近取譬”就成了游说之士的必修功课。比喻还不是寓言，但寓言必以比喻为构件，比喻加以润色和故事化就成为寓言。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墨庄老，都擅长使用比喻，春秋三传、《国语》、离骚都比喻丰富。特别是庄子不但长于比喻且不乏成篇寓言，《逍遥游》中比喻纷呈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人评论说，他的著述十余万言，大抵为寓言。他还把寓言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作了《寓言》一篇，用比喻说明寓言的作用。例如说父亲不能替儿子做媒，因为自己称赞自己的儿子，总不如别人称赞使人相信。所以寓言就是寄托的话，借别人别事别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人信服。但是在当时，寓言还只是一种说理论事的手段，使论说的附庸。

汉以后，最善于写作寓言的，就要推柳宗元了，在柳宗元以前的唐代作家中，元结写过许多寓言，也还是侧重于以比拟说明道理。只有到了柳宗元，才汲取了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了六朝以来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技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深刻、概括性强而又形象鲜明、清洁生动的富有独创性的寓言文。可以说是千古独步，集寓言之大成。因为先秦诸子的比喻多片言只语，柳宗元的寓言形成短篇故事，便具有了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也是柳宗元在散文发展上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柳宗元寓言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如其他文章一样，源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曾把他的世界观表达为：“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3]。这一认识虽说不十分完备，但加上人的生活体验和勤于思考，基本上也能反映事物本质，用之于为文之道则可表述为：“相对稳定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性，故可以认识可以具体描写；流动不羁发展变化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绝对性，所以又必须不拘一格，抓住特点如实描写才能正确反映。”[4]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所以有了象《永州八记》那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的作品，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同样，柳宗元的寓言也情志高远精深，风格活泼多样，被誉为开创了寓言的新纪元、新境界。

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寓意的深刻程度，也就是说，看它的做为比拟的故事内容是否反映一定社会现象的带有普遍性的本质。一个作者写寓言，都要说明一定的道理。这是作品的主观意义。但好的寓言的客观内容，往往超出了作者写作时的主观意图，而提供出某种哲理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因而他的主体思想就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一些好的寓言之所以流传古今，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就因为他们有这种比较深刻的客观意义。柳宗元的寓言，在思想内容上正有这样的长处。这些作品就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着重在讽刺和批判当时那个病态社会不良的人情风尚；一类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当权的旧官僚，对自己在政治上遭受迫害表示不满。

前一类作品,有《三戒》、《罴说》、《鞭贾》、《蝜蝂传》、《哀溺文》、《招海贾文》等近十篇。这些作品，在讽刺和批判当时社会不良的人情风尚时，用语犀利清隽,幽默而略带风趣，这些文章都是历来在读者中广泛传诵的名篇。

我们以《蝜蝂传》为例：《蝜蝂传》是一篇讽刺贪而不知止者的典型之作。篇中借一种见物就拾取，“又好上高”，直至“坠地而死”的小虫，给“今世之嗜取者”画像。他们“遇货不避”，“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这是那些贪财嗜禄者的真实写照。《柳文指要》在评介此文时说：“子厚为王涯而作，涯与子厚为友……，其人贪权嗜禄，因子厚所不喜……”认为这篇寓言是针对王涯而作。而台湾学者段醒民在其《柳子厚寓言文学探微》中考证此文是影射王锷的。他们从柳宗元写作动机的角度去考证寓言的指归，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对具有概括意义和普遍教诫的寓言的理解不能只囿于某个特定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一类对象中的典型代表。因此《蝜蝂传》应是针对当时现实中所有“日思高位，大其禄”，为争利而死，趋利而亡的权贵、官僚们的。对这些贪得无厌之徒，作者嗤之以鼻，轻蔑地称之“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与《蝜蝂传》的主旨有些类似的《宋清传》，正面写长安城一药商即宋清“居市不为市之道”，却为人解难救困，从反面斥责“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他们本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井之交，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贪婪成癖，指责这些以士大夫自命身居朝廷、官府、乡党的官绅远不如市井一细民。

这一类寓言在使读者发笑的同时，却又随即给人一种无限的沉思和余意，使我们感到封建社会中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那样的可憎可鄙。这大概就是柳宗元这些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吧！

柳宗元寓言的另一类作品，有《憎王孙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鹘说》、《谪龙说》、《东海若》、《牛赋》、《瓶赋》、《愚溪对》等十余篇。这些作品，由于旨在对当时掌权的统治者进行攻击，表示自己被贬谪的不满，为了避免继续遭到迫害，因此他采用了较为隐晦的寓言笔法。其中有一些作品，遂并非是纯粹的寓言，但把它们当作寓言来看也还是可以的。

我们用《谪龙说》作为例子：《谪龙说》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作者以谪龙自比。“谪龙”即文中的“奇女”，“有光晔然，披緅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她的服饰华美，光彩照人，是一位性格坚强，志趣高洁的神女，虽然被天帝贬谪到尘世间，但决不许别人轻侮和冒犯。“奇女”的形象与屈原《涉江》诗里的好奇服，佩长剑，披挂宝玉的诗人形象十分相似，屈原以这一形象象征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高洁品质、伟大理想和出众的才华。柳宗元笔下的“奇女”着装华贵，光彩夺目的形象也有同样的效应。“奇女”怒斥企图前来戏弄的“贵游少年”，表现了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士可杀不可侮”的凛然正气和对别人失势而加侮辱、攻击甚而落井下石者的蔑视。因为“吾心侈大”天帝“怒而谪来，七日当复。”柳宗元相信不久朝廷会召他回京，重新起用，他寄希望于唐宪宗，认为宪宗会改变主意。柳宗元遭贬后，并没有后悔自己从事的改革斗争，从他到永州不久写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及后来所写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可以看出，他仍在制造为改革派辩护的舆论，而且更集中精力研读改革派的精神导师陆质的著作，这是他继续坚持改革理想的表现。而唐宪宗虽然是在镇压了改革派之后登上帝位的，但他后来在削藩和整顿财政、改善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切实的工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永贞革新”的继续。这也是柳宗元“七日当复”，即怀抱遇赦复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只是柳宗元的幻想，唐宪宗很难原谅革新派在帝位上的问题，每次大赦，“八司马”都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又贬为柳州刺史，直至死在任上，再没有回朝任职的机会。有人认为这篇寓言里的谪龙是暗指王叔文，其实从文中“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的语句来看，当是作者自比，因为柳宗元初到永州时，无居所，只能寄居龙兴寺。清人林纾也谓全文“重要处在‘非其类而狎其谪’句，想公在永州，比有为人所侵辱者。文字浅显易读”[5]。

以上两种类型的寓言,虽然大多寄寓了柳宗元被降职外迁以后,因眷恋朝廷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哀怨,明显地可以看出他那个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烙印。但是，总的来说，从他寓言作品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讽刺的深刻性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作者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借物讽人，善于体物察微，抓住许多物类的特征，加以想象、夸张，塑造成为真实生动地艺术形象。他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讽刺，往往并不直接表露在字里行间，而是凝聚在整个故事的情节之中，就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立而不说”的境界，要读者去深思利索，心领神会。他的语言，一般都具有寓言文学所共有的基本特色，幽默、讽刺、比喻、夸张，人格化等寓言简练、犀利、明确，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就作品的艺术风格来看，他的寓言，往往在幽默之中具有沉郁悲愤的特色。这与他谪居生活中心情的抑郁和悲愤，无疑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进而探讨柳宗元寓言的写作手法和辞采。古代文学理论，重为情造文，薄为文造情。也就是以内容决定形式，为文首先要有真实的情感、相应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然后发为文章，才是内容充实的好文章。那种“为赋新辞强说愁”式的为文造情，必然内容空洞，只好用华丽辞藻铺张扬厉来替代现实生活，作品终不免苍白无力。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创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把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奢靡文风一扫而空。柳宗元认为，为文之难在于“得知为难，知之愈难耳”[6]。所以于五经之外“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7]。寓言形式灵活，是柳宗元实践其所学的好载体。所以虽是三两百字的短小寓言，在柳宗元笔下也能推陈出新，情文并茂。

司马光《资治通鉴》称赞柳宗元善为文，文有理，于柳文中独独大段摘引了《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司马光、苏轼二人在哲理、政见上与柳宗元多有不同，而二人又都赞赏柳的寓言，足见柳的寓言成就不俗。韩愈也有很好的寓言，如《毛颖传》，柳宗元誉之为“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但二人寓言的风格是大不相同的。韩愈寓言诚如柳宗元所言“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气势很盛，使人读后痛快淋漓。柳宗元寓言则更重含蓄深沉。韩愈《杂说四》有“秪辱于奴隶人之手”的慷慨激昂，柳宗元《谪龙说》则只有“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尔怒，众恐而退”，比较平和冲淡以静制动。其他许多篇寓言的叙事记人，笔调都富于幽默，时时令人会心微笑，兴味盎然。

总之，柳宗元寓言内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寓意蕴藉深得诗人风咏之旨，感人之深当远在针对某事怒斥唾骂之上。于柳文中相对而言，文字也较通俗流畅。又且内涵、外延均极阔大，读者无论学力高低、阅历深浅、地位尊卑，读来皆可以有不同领会而各有所得，是柳文中的一枝奇葩，成就斐然。柳宗元的语言文学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伟大的文化遗产，我想用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