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成名之作《铜鼓赋》里的铜鼓哪去了？——闲读《随园诗话》（260）

铜鼓，我国古代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铜器，它原是一种打击乐器，以后又演化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被视之为一种珍贵的重器或礼器。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现存铜鼓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均有，而以汉代制作得最为精美，式样最多。依照铜鼓流行地区和式样不同，可分为滇系和粤系两大系统。大体上滇系铜鼓体型较小，花纹大都用单弦分晕，晕圈构成大小宽窄的变化。粤系铜鼓体型高大，鼓面多有立体的青蛙浮雕。后流传到东南亚地区，如仰光。铜鼓作用巨大，一般用于祭祀、乐器、召集、婚庆、节日等。

硿硿，音kōng kōng。描写石头敲击的声音。

丙辰，指乾隆元年，1736年。是年，袁枚20周岁。

粤，清时指广东、广西，两粤之地。后专指广东。

金鉷（音hóng），（1677年—1740年），字震方，一字德山。汉军镶白旗人。原籍山东登州。历任广昌知县，雍正初，升太原知府。后升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乾隆元年（1736年），召补刑部侍郎。因离任时借公帑数千金，被后任参劾，罢职交部议处。赦罪居家，乾隆五年春去世，年六十三。

甲辰，指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是年，袁枚69岁。

《铜鼓赋》，袁枚骈文作品。

漓水，即漓江，珠江水系西江（珠江上游干流）的支流桂江上游河段的通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从兴安县溶江镇河口，接古运河灵渠，为漓江起点，经灵川县过桂林市在平乐县平乐镇北与恭城河汇合为漓江终点，全长164公里。平乐镇以下称桂江。河流继续南流至梧州汇入西江。

《崇文总目》，宋代创作的官修书目。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命翰林学士张观、李淑、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去芜存菁、刊其讹舛，编成书目，不久又命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人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又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书目。历七年至庆历元年七月成书60卷，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由翰林学士王尧臣上奏，赐名崇文总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共六十六卷（后访得遗书入总目），按四部四十五类。著录经籍3445部，30669卷。该书目至南宋已不甚流行，各家著录其卷数参差不一。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范钦天一阁有该书目藏本。清康熙年间，朱彝尊抄录天一阁藏本，使该书目再现于世。

熙朝，意思指兴盛的朝代；使王朝兴盛。出自宋·陈师道《贺翰林曾学士书》：“兄弟相望，乃平世之荣光；鲁卫同升，亦熙朝之故事。”

【闲言碎语】

去过广西，参加过苗寨旅游的人，一般都见过铜鼓。到过云南旅游的，在民族风情游项目中也常常见到。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广西，首见此物，咋一看，以为是个铜铸的园凳子，后来导游说是“铜鼓”，才知道是少数民族的至宝重器，至为神圣。幸亏没有造次，一屁股坐了上去。

袁枚少年成名，声动海内，就是从一篇《铜鼓赋》起步的。乾隆元年（1736年），20岁的袁枚，从家乡杭州千里迢迢来到桂林，投奔当时正在广西巡抚金鉷幕府中的叔父袁鸿寻找出路。袁鸿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侄子并不是十分欢迎，他自己尚没有功名，只是担任幕宾混口饭吃，那里还有啥能力帮助侄子踏上富贵之路。好在金鉷见袁枚举止大方，对答得体，便有心测试一下这个名闻遐迩的神童才子，遂在巡抚衙门的八桂堂中，以其陈设于堂中的雍正八年在桂平县铜鼓滩网获的铜鼓为题，作一篇《铜鼓赋》。袁枚援笔立成，洒洒千言，文采飞扬，满堂喝彩。金鉷当即将此文收入《广西省志》，列为“艺文”首篇。之后，又专折上奏，推荐袁枚参加“博学鸿词”考试，赠送盘缠120两银子，遣专人护送到京师，使袁枚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参试者，一举成为京师万众瞩目的文坛新星。

袁枚的《铜鼓赋》序文，用华丽的词藻，铺陈的手法，记述了金鉷获得铜鼓并且“留之纛下，用肃军门”的概况：“铜鼓者，汉伏波征交趾之所获，而武侯擒孟获所遗也。然而代远年湮，星移物换，商山宛在，谁能复听鸣钟，泗水依然，不复再擎古鼎。此皆神灵呵护，必待传人，而亦德政熏蒸，始邀瑞物。大中丞德山金公先生，三江沐德，百粤铭仁，福云随银瓮俱青，甘雨共金船并紫，于是耕夫前获，渔父复收。一则进之阙前，聿昭祥化。一则留之纛下，用肃军门。”在序文里，袁枚说到了铜鼓的来源，一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伐交趾（今越南）所缴获的战利品，二是诸葛亮擒孟获所得而遗留下来的。袁枚的说法，是古人对铜鼓来源的记载。其实，随着上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铜鼓的研究，以及后来的考古发掘，铜鼓的使用年代远远早于汉代，在战国时期墓葬中屡有出土。而对于铜鼓的起源，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也是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铜鼓是由铜釜（一种古代的炊具）发展而来的。因为，原始铜鼓与铜釜的形状特别相似，而且近年来在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早期铜鼓上面还有烟灰的痕迹。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铜鼓是由皮鼓演变而来的。由于南方的气候潮湿多雨，皮鼓容易受潮发霉，以致失去最开始的乐器效果，因此人们就用铜鼓代替了皮鼓。

袁枚的《铜鼓赋》的正文是骈体文，文中用华美的辞藻描述了铜鼓的形象，如“其状则体如坐墩，面同博局，苍岭点砂，环切玉腹，自脐以内，空腰较首而微束。”说到铜鼓的色泽和纹饰，“势跃跃于钦岑，纹彬彬于沉绿。”“其色则丹螺献甲，鳌背成峰；花似绣而若缬，纹已直而犹纵。远而望之，若朱云褵褷于宝鼎；近而察之，若绿羽璘碥于万重。”描写其声音，“其声则鞺鞳为音，砰訇作韵。霜降钟鸣，雷出地奋，汉宫击瓦，而屋尘皆飞，秦铎驱山，而草木悉震，发清机于地籁，依稀仙阁高鸣；振元气于奇迹，恍若钧天可近。”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不得不佩服袁枚的文史功底及文字能力。这篇《铜鼓赋》，别说是援笔立就，就是照章诵读，现在的文史教授也未必能够字正音准，通篇无错。有些对袁枚不了解的人，总觉得其写的诗虽蕴藏性灵，但流于浅白，以为袁枚浪得才子之名。若读过其20岁上受命当场完成的《铜鼓赋》，这样的错觉必定是荡然无存了。

关于袁枚在广西巡抚衙门所见的铜鼓，后世还有个故事。雍正八年（1730年）金鉷作《铜鼓记》，其中记载铜鼓形制为：“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缩，面径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其径，腰微束，仅六尺九寸余，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叠踞，大小各六，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而应十二月盈虚之象欤。中边圆纹亦十二道，疏密相间，内皆细文，不一其状。旁有两耳如环，用以舁。通体完整，不缺不窳， 似有呵护之者。”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在抚衙建造了铜鼓楼，专门置放金鉷收存的铜鼓。但在谢启昆之后，铜鼓楼渐渐废弃。道光十六年（1836年），梁章钜任广西巡抚。自谢启昆至梁章钜，间隔三十五年，其间换了十六任巡抚，铜鼓楼只能默默的荒废在巡抚衙的东南隅。梁章钜起初并不知道铜鼓楼的存在，后来翻志乘，辗转得知。梁章钜惋惜此物此楼默默无闻，决定重修铜鼓楼。此时已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与金鉷收存铜鼓已过百年。梁章钜重见铜鼓，却发现了变化：“惟金记前鼓谓周围有六蟾蜍叠踞，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今细加谛视，实只六蟾，蟾各四足，不见有叠踞之迹。”根据两者描述，据专家考证，金鉷所述之鼓属于灵山型的，而梁章钜所述之鼓属于冷水冲型铜鼓。由此可见，铜鼓楼内的铜鼓被后人置换了。

由这个故事，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新闻。原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萧元于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用其事先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全套（三把，分别由三人保管）钥匙开门进入画库，以自己事先临摹好的赝品掉包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作品，窃为己有。从2004年到2011年间，萧元陆续将其中125幅书画作品委托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和浙江一通拍卖公司拍卖，成交价总计3400多万元。余下18幅未卖出的书画作品被扣押，经鉴定估价约为人民币7600多万元。2015年案发后，萧元被广州中院判刑10年。2017年病死狱中。

所以从广西巡抚衙门的铜鼓联想到广州美院的名人书画，还是那句老话：宝物无论存放在何处，都会有人觊觎并意图据为己有，而仅仅靠人性自律克服贪婪往往都靠不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