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晚年的故事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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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就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亚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73岁生日写下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