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和一本书的故事>

傍晚五点，适合在图书馆里闲荡。人们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学三食堂。书架很高，我要掂起脚来够得着最上的一排。我喜欢看那些排列在一起书籍，端庄、沉默。它们大多被包装上了黑色的硬壳封皮、扉页上盖上了深红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并被统一编了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寻找书中磁条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的通过门口的测试器。偷书，就像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 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的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的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华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摒住呼吸读完了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厢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纪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开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