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话的形成过程

包头地区在明末清初时期，还是蒙古人的游牧地，只有极少数的汉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方言形态，只是到了汉人“走西口”大量涌入，形成城镇和聚居村落以后，才出现了频繁的语言交流和融合。为了交际的需要，“走西口”人到包头地区以后，不仅要与当地蒙古人进行语言的交流，还要进行内部的交流和融合，因为他们是来自山西的不同县市，所以方言也不尽相同。这样时间长了，互相磨合，互相吸收，就产生了新的方言———包头方言。
这新产生的包头方言中，不仅有山西各地方言的影子，也含有蒙古语的成分。正如胡云晖先生《“走西口”与包头方言》所说：“‘走西口’进入包头的山西移民，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可以想见那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首枝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会展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晌团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
关于包头方言的这一特点，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也说：“包头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话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奎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走西口”的山西人，对今日包头方言的形成，的确是起到了非常巨大宴芹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