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 闲情偶记 脱窠臼的译文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是对天下事物的美称。文章这类东西，和其他事物相比，更要加倍地求异创新。韩愈所说的“陈言务去”，意思是要求新。至于填词作曲，比起诗赋古文来，又要加倍地求新。不仅仅前人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算是旧的，就是我一个人所写的，现在看过去的，也是有差别的。昨天已经见到而今天没有见到的，知道没见过的是新，也就知道见过的是旧的了。古人称剧本为“传奇”，是因为所写的事情都非常奇特，别人没见过，才把它记了下来，从而便得名了。可见没有奇特的事是不会去写剧本的。“新”就是“奇”的别名。
如果某个情节已经在戏场中演过，千千万万的人都见过了也就没什么奇特的了，哪用再去写呢？所以剧作家一定要要理会“传奇”这两个字。想写一个成本必须先问问古今戏场中是否曾演过类似的情节。如果没有，就赶紧写出来，不然的话，就枉费了一番心血，白白地做了一回效颦的东施。东施的容貌不一定比西施丑，只是因为模仿别人皱眉头，才遭到了后人的嘲讽。如果她当时预料到了这一点，即使大家劝她捧心皱眉，她也会不屑于去做的。
我认为填词最难的地方就是洗涤窠臼，最大的赞美在于沿袭老一套。我看近来的一些新剧作，都不是什么新戏，而是像老和尚太碎补的袈裟、医生配制的汤药一样的混合品。从众多剧本中，东割一段，西抄一段，拼凑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剧本。其中只有人们没听说过的人名，却没有人们不曾见过的事实。俗话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用这句话来评价当今人们新作的剧本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前人所写的又是从何处拼凑来的呢？难道《西厢记》写出来之前，另外有个跳墙的张生？《琵琶记》问世以前，另外有个剪发的赵五娘吗？如果是这样，却又为什么不传其原本，而传其抄本呢？
不打破旧框架的约束，就谈不上填词；只要同意我这观点的人，特别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