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祖师血脉论有声书

菩提达摩(？～536)，南印度人，梁普通(520～526)年间白海路抵达广州，再北上金陵。据说他和梁武帝有过一次交谈，其禅法不为梁武帝所理解。达摩继续北上，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并传授“安心”的禅法。

菩提达摩(？～536)，南印度人，梁普通(520～526)年间白海路抵达广州，再北上金陵。回据说他和梁武帝有过答一次交谈，其禅法不为梁武帝所理解。达摩继续北上，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并传授“安心”的禅法。

菩提达摩简介

　　菩提达摩（生卒年不详，有一说为公元528年-公元535年），南印度人，香至国（或作婆罗门国、波斯国）国王之第三子。为中国禅的开创者。梵名Bodhidharma，又称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菩提多罗，通称达摩（又作「达磨」），意译作「道法」。

　　达摩一生颇富传奇，难辨其真假，据记载他在世有一百五十年之久。有关他的最早纪录，见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此书成于东魏武定丁卯，公元547年）。达摩生于何时已无法考证，逝世年代有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和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或二年等不同的说法。门下弟子除慧可（公元487年-公元593年）外，还有道育（生卒年不详）、僧副（一作道副，公元464年-公元524年）、昙林（生卒年不详）等。留世着有《达摩四行观》、《达摩悟性论》。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年——526年）渡海来到中国广州，武帝派遣使者迎至首都建康，进宫入内谒见。另传说达摩祖师于圆寂后，弟子们将之葬于河南熊耳山，过了三年，北魏的使者宋云从西域归来，却在葱岭遇到达摩，看见他手携一只草鞋，翩翩独行，并告诉宋云，说要往西天去。后人不信，便掘开他的坟墓，只见棺内留有草鞋一只，别无他物，于是有了「只履西归」的神迹应化，为达摩祖师传奇的一生划下句点。

　　达摩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长达九年，修持大乘壁观，被当时的人称为「壁观婆罗门」。之后，年届四十的神光禅师，为得大法，宁愿舍弃身命，在大雪纷飞中站立数天，又自断左手臂来表明求法心志，终于得到达摩的「大乘安心」法门，传授心印，改名慧可，为中国禅宗第二祖。中国禅宗的传承，将其推源于佛陀在灵山会上传法给拈花微笑的摩诃迦叶尊者，是故，迦叶为天竺禅宗始祖，其后次第相承而至菩提达摩，共计二十八代。中国则以菩提达摩携法东来弘传开始，经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慧能门下，形成开宗立派的「一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辉煌时期。因此，达摩也被尊为「禅宗东土第一代祖师」或「达摩祖师」。

　　达摩东渡来华之后，便以四卷本《楞伽经》为主要经典，开始宣讲「二入四行」的禅法，传授弟子，启导中国禅宗；因其参究的方法是以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以「传佛心印」为目的，所以，禅宗又称作佛心宗、达摩宗或无门宗。可以说，「二入四行」是达摩一生的心血结晶，也是其学说的中心思想，更是他所传授度化世人的禅修实践途径。

　　达摩的「二入四行」，又被称为「四行观」或「大乘壁观」。所谓「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二种具体的修行方法。「理入」之法，即是壁观之法，以「理」为观想内容，主要是「借教悟宗」，即藉由佛典所说的种种教法而彻悟自心佛性的真理，属于对教理的思维，要求舍伪、归真，与道契合，是故，理入又称为「安心」。而为了配合修习壁观安心的禅法，也必须注重「行入」，即依据所悟而修行，基本上有「四法」，又称「四行」：（1）报冤行——修道之人，若遇到痛苦困厄缠身难以消解，应当成此乃宿世以来「冤憎」之情所造成的恶业果报，不是上天或他人所给予，所以必须甘心承受果报而毫无怨尤，就能够「体冤进道」（体认冤欠追讨急迫，而能努力修道），作为修道的助缘，笃实修行，以便跳脱轮回之苦。（2）随缘行——修道者要能体认一切都是由缘而生，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对于世间富贵贫贱、荣辱毁誉，皆由宿世业因所感，不必欣喜，也无须抱怨，一切得失随缘，无喜无忧，冥顺于道。（3）无所求行——修道之人，深知欲望为痛苦的根本，烦恼的源头，所以，止息贪念妄想，对世间财物无贪无恋，无取无求，自然能安心向道。（4）称法行——修行之人必须按照佛教的要求去实践，以便与正法或理法（即「性净之理」）相应，才能心无执着，不受物累，达到解脱之境。

　　由此而观，达摩禅法大乘般若化的特质极为明显，他以「理入」、「行入」并举，正是（禅）定（智）慧双修，一方面要「见道」——悟入谛理（真理），另一方面则要付诸实践——本着悟道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消除无始以来的积习，达到生命究竟圆满的境界。简言之，「行入」属于教法之实践，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依佛教教义践行，且「行入」当以「理入」为基础，并与由壁观所得的「性净之理」相应，而在「理入」的同时，又必须结合「行入」，这正是达摩禅法的特色，即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教义。

　　 菩提达摩

　　中文名称: 菩提达摩

　　又　　名: 菩提达磨

　　性　　别: 男

　　生 卒 年: 420-479

　　国　　别: 南印度

　　生平简介

　　与提倡他力的净土宗不同，禅宗则强调自力。菩提达摩修习的是《楞伽》禅，这是南北朝诸家禅法之一。后来禅宗慧能南派在排法统时，推菩提达摩为禅宗初祖，成为后世流行的说法，而楞伽宗则视达摩为楞伽宗二祖，排在《楞伽经》译主求那跋陀罗之后。

　　菩提达摩的事迹和思想被后人加入了大量的附会和传说的成份，以至于近代有人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根据有关史料，菩提达摩确是个历史人物，最可信的资料是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的《永宁寺》条等以及道宣《续高僧传》中的《菩提达摩传》，唐代之后所出的禅宗史籍中的记载，则难以尽信。

　　菩提达摩，亦作菩提达磨，生卒年不详，南印度人。他“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菩提达摩传》，《续高僧传》卷十六)。这些褒词都是道宣的常理推测。道宣又记达摩于刘宋时(420—479)在中国南方入境，后又北上到魏国，沿途传播禅学。达摩的事迹，在《魏书·释老志》、《出三藏记集》、《梁高僧传》等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记载，可能是因为达摩还只是一个民间游化的普通禅僧，不被史家注意。达摩的地位是唐以后才抬起来的。

　　达摩事迹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传说，是达摩从南方来到建康时与梁武帝的一段对话。武帝问他，我一生造像建寺无数，有没有功德？达摩告诉他没有。武帝又问，现在我面前是谁，达摩说不识。这个故事《续高僧传》中没有，后来的各绝咐种禅史才大力渲染，在《碧岩录》中还被列为第一条公案。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是达摩禅与南方义学的异趣，并抬高达摩的思想。道宣有一段记载，大致也是反映这个意思，“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同上)。所以，这类故事就史实的角度看不见得有多少可信度，但其中反映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达摩禅法的主要精神是以理入和行入作为入道成佛的基本方法。道宣记载：“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同上)入道的途径很多，有安心、发行、顺物、方便等。安心实际上是理入；发行是行入；顺物要求即物顺通；方便则是指善巧法门。最主要的方法是安心和发行，或理入和行入。理入属于慧，行入属于定，理行并重，即定慧双修。

　　理入之义，“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同上)。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认识到自心的本有真性，这个真性，也是清净心、佛性。众生本有佛性，都弯团有成佛入道的内在根据，只是暂时被烦恼障碍而不能显现，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去除烦恼，体悟真性。而对自心真性的认识，又必须借助经教的帮助，达到理论上的自觉，再以这种认识指导修行，修行的方法是壁观，观自心真性，达到与真性的完全统一。

　　理入的这一如来藏思想在达摩所传的四卷《楞伽经》中是一个基本理论，该经认为，一切众生都有自性清净心，但是，众生“虽自性清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楞伽经》卷四)。

　　通过壁观而达到的道境，实际上是虚空之境，这是一种般若思想，也与四卷《楞伽经》的影响有关。该经虽然强调如来藏，但如来藏是一种寂静的，无执无为的本体，在对它的描述上，非常接近般若中观的方法，“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及梦。”(《楞伽经》卷一)这实际是以寂静虚空为如来藏。在达摩的理入方法中，这种境界是通过壁观达到的。关于壁观，一直有争论，其原意当为面壁而观，宗密曾把它总结为外止诸缘、内心无喘的安心方法。但又认为壁观是心如墙壁，这个意思是讲心像直立不移的墙壁一样，无偏无埋宏橘执。这是不落二边的中观。道宣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禅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以否定一切边见的方法为大乘壁观，他因而称达摩禅法为“虚宗”。道宣、宗密等人对壁观的理解是一种基于中观的引申的解释，如果要还原到起始的解释，当为面壁而观，坐在阴凉的洞窟中，临壁内观自心，或专注墙上一境而静心。

　　行入又分为四种，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这四行同摄万行。

　　报怨行，“修道至苦，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菩提达摩传》，《续高僧传》卷十六)。不要抱怨自己的现世处境，造业必受报，虽然你现在已不再造业，已认识到自性，但你过去所造的业引起的报应现在是难以一时消除的，应该耐心忍耐，以无怨之心，努力修行。

　　随缘行，“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同上)诸法都有因缘和合而成，无我无性，俗世的苦乐荣辱，都虚幻不实，而且即使你现在遇到荣辱得失之事，也是过去各种业因所引起的。所以，对诸事都要随顺因缘，不要得荣即喜，得辱即悲，要做到不动心，也就是宗密归纳的内心无喘。

　　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同上)真俗之别，俗人不识真性，舍本逐末，真士悟得虚寂心体，在三界火宅中无一所求，内心安心，性空之色身(形)则随顺因缘(运)而迁。

　　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同上)。通过上述三种修行方法，就达到了性净之理，证得自性清净心。反过来，要实现上述三行，必须按照“性净之理”，以此作指导，称法而行，与理相称。净觉的《楞伽师资记》和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对称法行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达摩的弟子，慧可和道育两人可以肯定下来。道宣记载说，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传》，《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门下的弟子很多，这些人常探讨《楞伽》大义，形成了楞伽宗系统。这一系统，道宣又记为“南天竺一乘宗”(《法冲传》，《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法冲自己曾讲《楞伽经》三十佘遍，后来慧可又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这个南天竺一乘宗应该首先是指达摩——慧可的禅法，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对《楞伽》的理解，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同上)。

　　道育的有关记载很少，《法冲传》中说他“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同上)，重行轻言。

　　至于菩提达摩的晚年，有各种记载，杨炫之记为不知所终，唐智矩的《宝林传》则记为被菩提留支害死的，还有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

　　后世署名菩提达摩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很多，大多是后人伪托。昙林所记录的达摩亲说《略辨大乘八道四行及序》，《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都引用其文，一般认为比较可靠。但道宣对这位达摩的弟子又没有记载。由于史料的缺乏，要想理清这类问题比较困难。

　　在后来注重法统的禅宗史中，达摩的地位被大大地抬高起来，特别是禅宗慧能南派的后人，把达摩神化，从一个历史人物神化为一个具有极大神通的神僧，又托命达摩而表达自己的禅法，甚至也把达摩纳入南宗体系了。拨开这些演绎，回到原初意义上来看达摩，他所修持的，是以四卷《楞伽经》为禅要的楞伽禅，但这却是后世禅宗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达摩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