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演员侯振鹏老家

没关系 只不过长的比较像而已 有人说谢东是侯宝林的私生子 我觉得是炒作

侯振鹏，北京人，相声演员，师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谦祥先生。自幼酷爱曲艺，热衷于相声表演及创作。15岁起登台至今，台风稳健，擅长冷面幽默，现场反应能力极强，表演风格淡雅铺实木亦捧亦逗。2012年12月出版了《陈印泉、侯振鹏原创相声》光碟。

五四运动后，安庆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师即有团组织活动。吴振鹏入学之初，就以正直的品格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同学的尊敬。除了学习外，他还主动接近进步同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流传于同学之间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秋，经杨兆成、薛卓汉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入团以后，吴振鹏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精力投入党团组织领导的各项运动。1923年10月，他参加领导了安庆各校5000多名学生举行的反对曹锟贿选，声讨“猪仔议员”的游行示威，并带领同学捣毁参与贿选的议员张伯衍在安庆市状元府的住宅，给反动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被安庆人民称为“大快人心之举”。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一所工人夜校，亲自组织同学给工友上文化课，同时向工友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共产党和青年团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校内，他还利用一间空闲教室办起一个图书馆，和同学们一起筹集进步书刊，其中包括团中央从上海寄赠的《向导》、《中国青年》、《团刊》等。吴振鹏经常利用同学们课余到图书馆看书学习之机，开展团的组织活动，并发起组织了一个学生文学团体——曦社，团结广大进步学生。曦社建立后，在校内出版了多期墙报，经常刊有吴振鹏写的批判封建制度下的教育和抨击军阀统治的文章，吸引了许多同学从埋头读书而转到注意社会现实，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与薛卓汉、柯庆施等积极组织安庆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有工人、学生、市民参加的游行示威，并通电全国，搞街头募捐、义演，在社会上获得很大声誉。吴振鹏还组织一师同学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安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活动的筹备工作及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反帝斗争。由于吴振鹏等人的努力工作，一师的团员人数和进步同学不断增加，为一师共青团支部的正式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5年暑假，吴振鹏从一师毕业。中共安庆党团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保送入上海大学学习。
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上海大学被封，暂不能正常上课，党组织遂将各地到上海大学学习的青年派往上海各工人区从事工人运动。吴振鹏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化名进入一家纺织厂做工。
在工厂，吴振鹏和工人兄弟一样，每天在极其简陋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更谈不上安全保障。工人们还经常遭受工头的任意辱骂和殴打，甚至开除。这种非人的境遇使吴振鹏大为震惊。为了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榨和迫害，他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篇题为《端午节》的文章。文章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纱厂工人如同牛马般的劳动及窘困的生活，和富绅商贾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青年》第124期刊登了这篇小说，编辑部还写了编者按，向青年和读者推荐。
由于吴振鹏在工作上卓有成效，不久，他担任了共青团杨树浦区委书记。这期间，他和上海共青团领导人关向应、袁玉冰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为此，三人各自取字，按年龄大小分为袁孟冰、关仲冰、吴季冰，以表示他们之间如兄弟般的亲密融洽的关系。后来，吴振鹏用季冰署名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
在吴振鹏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上海地区的青年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取得很大成效。吴振鹏曾在曹家渡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并任校长和教员，亲自教工人识字，宣讲工人要团结起来，反对压迫，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道理。因此，在沪东、沪西的工人群众中，提起吴振鹏的名字，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1926年，吴振鹏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更加努力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
是年底，受组织派遣，吴振鹏赴江西九江工作，并担任团地委书记。不久，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反击蒋介石一伙的倒行逆施，他联合九江地区所有的革命力量，力挽狂澜，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27年5月，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吴振鹏作为九江团地委的代表参加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会议制定共青团工作的方针，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少共国际的指示。会议最后选举了团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局，吴振鹏均获当选。
会后，吴振鹏返回江西南昌，接任团省委书记，并主编团的机关刊物—《红灯》。他一上任，就表现出坚决的斗争精神和满腔的工作热情。他用自己手中的笔，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和江西省主席、军阀朱培德“墙头草”政治的态度。仅在《红灯》杂志上，他就写过《蒋介石还没有反动?》、《杨花水性的姑娘》、《红灯之下的蒋介石》等文章。这使蒋介石、朱培德恼羞成怒，遂于7月公开查封《红灯》杂志。但正如吴振鹏在《红灯》第14期上所说的：“红灯是永远照亮着的!”
在吴振鹏的领导下，江西省的青年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九江、鄱阳、万安、泰和、南昌、弋阳、赣州等地的青年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完成整个江西的大暴动。江西的青年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共青团的组织不断壮大，人数增至3000多人。
1928年7月，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吴振鹏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充分肯定了共青团自四大以来的各项工作。根据中共党的六大精神，大会制定了共青团的基本任务，即争取团结更广大的工农青年在党的周围，进一步发动他们参加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会后，吴振鹏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病魔并没有丝毫减弱吴振鹏的革命干劲和工作热情，他常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指导江苏地区的青年运动。
根据中央指示，从8月下旬起，吴振鹏组织各区团员深入杨树浦、引翔港、沪西等工厂集中的区域举行集会，发表演说，进行组织发动、制定斗争纲领和口号，为即将举行的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2日清晨，在吴振鹏的指挥下，上海各工厂的青年工人首先举行了总同盟罢工。9时半，由工人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在响亮的口号声中汇集南京路、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带，整个上海为之震动。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反动军警凶残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甚至动用了坦克车、装甲车阻塞游行队伍。面对中外反动派的残暴行径，工人们毫不畏惧，英勇地冲破了巡捕、军警的包围。游行队伍一直冲向外滩，继续进行集会，把示威推向高潮。
罢工一直持续到9月9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巨大力量。吴振鹏在评价这次罢工时写道：“上海工人阶级经过国际青年节，益发鼓舞起他们，使他们更认清了他们的出路，使他们更认清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的上海青年工人，用他们坚强的毅力和雄壮的勇气，开辟了中国革命史青年工人的光荣的篇幅。”
1929年7月，吴振鹏前往香港指导工作，参加了25日举行的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
这时，国内革命形势逐渐好转，这是自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从低潮转向复兴的始端。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左”倾思想的进一步蔓延。1930年8月，李立三“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得到通过，中央成立了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吴振鹏和李立三、周恩来、邓中夏、陆定一等参加了总行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吴振鹏还在党团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日报》、《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指导青年运动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有明显的“左”倾错误。因此，当李立三决定发动南京暴动，派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中生到南京负责计划暴动时，又加派吴振鹏为中共中央代表，于7月底到达南京亲临领导。曾中生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南京不具备暴动条件，但遭到吴振鹏的批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吴振鹏仍坚持认为“即使工人方面准备未成功，也可发动南京暴动”。但是客观情况给吴振鹏以很深的教育。8月1日和8月底筹划的两次暴动，均未发动起来，而南京数十名党员干部却因此被捕，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为此，吴振鹏向李立三等提出了“是否是总路线有错误”的问题，请中央总行委讨论，但被李立三斥为“有严重的错误”而予以拒绝。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为止。
从这以后，吴振鹏在斗争中以加倍努力的工作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和在南京工作的同志一起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到年底，党在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1年初，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曹瑛被捕。吴振鹏遂参加了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工作。不久即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南京卫戊司令部看守所。后因证据不足，并经党组织通过互济总会营救而获释出狱。
同年下半年，吴振鹏在上海继续从事青年领导工作。后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党组织将他调离团的工作岗位，让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巡视部的工作。吴振鹏对待工作总是充满着热情和干劲，因此他的病一直得不到及时治疗。
1933年，吴振鹏巡视回沪不久，叛徒就向敌人告发了他的住处。5月17日深夜，嵩山路法租界巡捕和国民党警察在法租界贝勒路57号美丰洗衣店楼上设下了埋伏，外出回归的吴振鹏不幸被捕，并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在审讯中，吴振鹏只承认自己是因病休学在家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无奈叛徒到场指认了他，遂被移解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审理。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又以重大案件为由，将他转押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吴振鹏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就以重病之躯同敌人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敌人先以治病为条件对他进行诱降，遭到他的严厉谴责后，穷凶极恶的敌人就对他施以酷刑，并以恶劣的生活条件对他加以折磨。6月底，吴振鹏在狱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