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锅轶事有声小说在线收听

十种记载
（一）《西湖游览志馀》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朝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二）《续文献通志》云：《水浒》罗贯中箸。字贯中，杭州人。
（三）《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州罗本贯中所编。
（四）《三国志传》万历本署，东原罗道本编次。
（五）《三遂平妖传》署：东原罗贯中编撰。
（六）《水浒志传评林》署：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
（七简竖）《水浒传》署：中原罗贯中编辑。
（八）《说唐全传》旧本署：庐陵罗本撰。
（九）《因树屋书影》云：《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
（十）《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五种说法
五种说法分别为：杭州、庐陵、中原、东原、太原。最受关注的是杭州，东原、太原三说。
杭州说：杭州地方学者赵宝峰的《赵宝峰文集》中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中第十六位有个罗本的名字。杭人以此认为罗本即罗贯中，但罗贯中曾参加慧咐高过许多地方的政治活动不能以其中的一个地方便认定其正式籍贯。杭州一说不能成立。
东原说出于明弘治六年庸愚子（蒋大器）先生，蒋大器认为在东原一代得书，把作者归为东原。东原说不可信，不能成立。
太原说，来自《续录鬼簿》作者无名氏，经考证，作者为贾仲明。
从罗贯中的作品在不同地点发现来分析，他曾走过许多地方，在各地留有足迹，从而造成对他籍贯有多种说法的原因之一。是一致的。当时，贾仲明提出“太原人”，太原范围很大，是那洲、那县人，贾仲明没有提出。但是从罗氏最集中的河湾村所发现的家谱，神纸、护梁签、墓穴、砚台、牌匾等，六大实证。可以说明罗贯中直属当时归太原管辖的祁县。 化名“施耐庵”
2006年8月，在山东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水浒》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500位专家普遍认为，《水浒传》在明初是禁书，不可能实名出版，罗贯中本身就是山东东平人，而施耐庵在历史资料中却查不到踪迹。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很有可能托名出版。在明代早期版本中就有罗贯中单独署名，后期又发现施耐庵和罗贯中的联合署名。
“施耐庵”倒着写就是“俺乃是”，用山东口音说施耐庵，发音也是“实乃俺”，而根据当时许多作家撰书署名的习惯，“施耐庵-罗贯中”的潜台词很可能就是“俺乃是罗贯中”。在结合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写作特点后，部分专家们认为这两本巨著是罗贯中运用了不同的作品采集方式撰写而成的。
师徒关系
纪连海并不认同《水浒传》由罗贯中单独著书的说法，他更认同流传很广的“施耐庵罗贯中为师徒关系”之说。他说，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师生关系这一说法，出自明代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和清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书中。
王道生说：“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胡应麟在谈起《水浒传》创作缘起时说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也。罗贯中姓罗名本字贯中。尽管历史记载不多，但依然可以考证施耐庵、罗贯中同属元末明初，施耐庵年长二三十岁，二人曾先后参加张士诚起义。有《录鬼簿续编》介绍，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中诗词的掺入多为罗贯中所为，作为纂修者罗贯中又对《水浒传》进行了修改，这样与《三国演义》有部分情节前尺相似也是正常现象。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咸丰登基时，十岁的奕譞按例封为“醇郡王”。咸丰年间奕譞在政治上并不出色，但咸丰帝死后，奕譞积极配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亲自捉拿了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再加上娶了慈禧太后之妹为嫡福晋，所以慈禧太后开始重用奕譞。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亲王衔”。同治八年（1869年），主驱逐洋人，激励绅民打毁天主教堂，盛传天津教案为他所主使。事后因惩凶赔款，愤请辞职。
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封亲王。光绪登基，他又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亦即为清朝十二个铁帽子王的其中一位。奕譞十分了解慈禧太后，因而一生小心侍奉慈禧太后，故不同于六兄奕欣而官途一帆风顺。他经历了同治帝后之死、东太后暴卒后，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 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交部议处”。而奕譞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光绪十七年（1891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又其人不同于最后被封铁帽子王的庆亲王奕劻，就是奕譞不爱财，从其过世前留给儿孙辈的一手小曲可看得出来：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内务府有个据说精通风水之学的叫英年的大臣，因为急于想升官，于是就动了歪念头，在晋见慈禧时说：醇亲王奕譞的墓地上有白果树一颗，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地上。按其地理，这样的大树只有帝王的陵寝才可以有。况且，白果的“白”字加在“王”之上就是个“皇”字，这于皇室大宗很是不利。因此，英年建议应该立刻伐倒此树。
慈禧听了，当即命令说：“我即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这个“他”，就是奕譞的儿子、当朝的皇帝载湉。
因为事涉皇帝的先父，内务府虽然接到慈禧的懿旨，也不敢轻动，有人最后还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立即严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
如此相持月余。一天早上在皇帝退朝之时，忽听内侍有人前来报告说，太后已经于黎明时分带着内务府的人去往醇亲王陵墓伐树去了。光绪皇帝匆忙带人尾随出城，试图阻止伐树。但行至红山口时，光绪皇帝即于舆中嚎啕大哭。原来，平常走到这里时，就能看见那颗亭亭如盖的白果树，但今天走到这里时，却已经看不见了！待到光绪皇帝赶到墓园，树身早就被砍倒了，数百人还在继续砍伐树根。在伐倒的白果树的周围，被挖成了一个十余丈的大坑，里面洒满了石灰，以防止白果树死灰复燃。在场的大臣告诉皇帝：太后亲自拿着斧头砍了三下后，才下令众人伐之。有太后的示范作用，众人再也不敢违抗，只好伐树。光绪皇帝无奈之下，围绕父亲的墓地走了三圈，“顿足拭泪而去”。

多罗安平贝勒，是杜度一生不变之爵位。崇德年间，杜度亦立有无数战功，但屡立战功并且发誓效忠的杜度仍不为皇太极信任与重用。
在杜度的心中有一笔清清楚楚的个人战功记录……战功如此卓著却备受冷落，杜度自然感觉不能忍受，曾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即自己“如此勤劳置而不论”，岳托虽然被人首告涉嫌谋逆且生前多次获罪，却“犹封郡王”，罗洛宏（岳托长子）一介小儿至今“犹袭贝勒爵”。而身为两黄旗大臣的谭泰、图赖尚且各自升职，“似我无罪有功之人”，只因不敬希尔艮（即皇太极派去的劳军使臣），即对我不论战功反而加罪，原因无非是因为我并不是旗主而仅隶属于红旗罢了。皇太极赐诸王衣服时，就连贝子尼堪（杜度之弟）等都得到赏赐，唯独把我给遗忘了，最后落了个重新补发。我虽然竭力报效国家，“何用之有？”济尔哈朗不过是常常把皇上放在嘴上，就封了个亲王。且待时日，我相信老天自有公断。
如此看来，杜度心中积怨颇深，其不与别人比较而独提济尔哈朗是有深意的。济尔哈朗其父舒尔哈齐、其兄阿敏所犯之罪较之褚英并不逊色，但皇太极待之明显厚于杜度。因此，无从发泄的杜度自然会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故曾不避忌讳地做了许多授人以柄的不恭之举。如当皇太极之女结婚时，诸贝勒需献礼品，杜度则将东珠5颗、妆缎两匹、倭缎1匹、缎6匹送与固伦公主后，对公主说，这和国家征收赋税有什么区别？公主只得退还礼品而不受。还有一次，杜度问学士胡球，说“我为贝勒”，算不算尊贵啊？胡球答，您出行有仪仗相随，自然尊贵。不料杜度冷笑道，既然说我尊贵，那为什么我冠上的东珠比别人少呢？命我管理礼部，不过是不让我安闲罢了，哪里是给我尊贵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故崇德五年（1640年）十二月，杜度被数罪并罚，拟将其与福晋俱监禁，夺其奴仆、财物并所属人员入官。其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亦降为庶人，亦夺奴仆及所属人员入官，只给庄园一所居住。太宗到底待杜度如何，其心知肚明。得到杜度的奏报后，太宗下旨，命杜度及其福晋免于监禁，免夺其奴仆、财物并所属人员，只罚银一万两。其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免议。从太宗处理结果看，恐怕是其自感理亏，才会如此从轻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