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9 诵读吟枫

2020-07-20 11:00:12孟寒秋14:47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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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之九-1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兼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之九-2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与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之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间惨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由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纽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当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构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遞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之九-3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达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与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环境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

陈少松先生论吟诵

更多吟诵专业资料请点这里﹤﹤﹤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私塾先生，所以我父亲小时候跟他的祖父学到了私塾里对蒙学的一套读法，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他有时也读一读《百家姓》之类的。到了中学，我们的一个文学老师喜欢吟诵，他教的吟诵，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到现在，他的音容笑貌，当时的吟诵情况，我都历历在目。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钱仲联老先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钱先生的授课及其吟诵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考入苏州大学读研究生，师从钱老，治明清文学史。我正好借此机行禅会学习吟诵。在苏大读书这些年，我受到了多位师友的影响，如钱仲联、徐文端、唐圭璋、吴激裤调公等先生。以上就是我学习吟诵的档铅尘经历。关于学习吟诵的方式，当然，较为传统的，有的是父亲或者祖父他们懂的，就传下来，作为一种家学传承下来。还有一种呢，是私塾传授的，私塾里面的老先生教的。我现在的体会是：学吟诵要看自己，因为每个人吟诵的风格不同，调子很多。仅仅是家学的话呢，你家学的这一套，你学的很不错的，但是实际是比较有限的。另外，我对传统吟诵的体会就是——它太单调了。传统的吟诵，就单个的吟诵调子来看，它有个缺点——就是单调。吟了几首，又千篇一律。这就是它的缺点。特别是我可以类推，同样是平起的，同样是仄起的，就这个调子基本的框格就这个框格。然而根据这首诗表达的不同情感，它的意境的不同，我在行腔使调，我在吟诵的速度，或者是这个轻重、高低、长短、音的长短、强调的地方、顿挫方面，等等，有些变化，但基本的框格就这个调子。提起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老诗人那一套，学到手，另外的话若是有条件，就尽可能地向名家，向其他的吟诵调子多学习。吟诵，是我国传统的美读诗词文的方法，它是一种读书的方法；吟诵是历代文人、师生欣赏和教学古典美文的特殊的手段；吟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绝学。根据我对古代文献的考察，以及对吟诵实践的考察。我们所说的吟诵，若是拆分为吟和诵，还是既有联系、共同点，也有所区别的。吟和诵中，吟更像歌唱；传统的诵呢，节奏感非常鲜明，这样听得很清楚，而吟呢，它把声音拖长了，一般是慢吟，听起来好像是唱歌。它明显有节奏感，同时它也有一定的旋律。各种吟诵调子的旋律是不同的，但总有一定的旋律。以上就是吟和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至于吟和唱的区别。1993年的时候在呼和浩特开国际文论会议的时候，正好台湾师范大学的王更生教授也去了，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吟和唱的区别。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唱，是按照一定的谱子，按音律方面的要求，来进行歌唱，唱的人一般说来不是随意的，它不能随意地把它来改动。而我们古代的吟诵呢，一般的是没有谱子的，带有即兴随意的这个特点。所以郭沫若讲的：“旧式的吟诵，有种办法叫朗吟”。朗吟的办法，那是一种没有乐谱的自由地唱，这是吟和唱的一个区别。另外还有一个区别，严格的唱，一首歌是一个调子。而我们的吟呢，凡是同一个格式的诗，同一个词牌的词，它可以用一种调子呢进行套吟的，但就是类推的，这个也有不同。另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区别，不大好表达——就是纯粹的歌唱同一首诗和我们用传统的吟诵方法来吟诵这首诗，其韵味是不同的。传统的吟诵中，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这个要个人去感受了。关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很重要，吟、诵、唱的这些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每当你看到秋风红枫红火吟诵什么诗

唐·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我也很喜欢看他的《国史大纲》，写得太好了。不过我也没见过简体本。读繁体也可以啊，锻炼锻炼嘛，习惯了就好了。

问个词义：孤往{自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部}

古文翻译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看语义就明白啦绝对不是独自前往的意思那样就翻译不通了是你说的那个

史鹏：何为吟诵，为何吟诵与如何吟诵

我们所讲的吟诵，与朗读、朗诵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我们知道：讲读书，有“朗读”之说；讲新诗，有“朗诵”之说；讲古典诗文，则有“吟诵”之说。它们的分别是：“朗读”是美读的一种，它可以化无声的文字为有声的语言，具有表达情意，增强语感，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提高口头表达的能力。 “朗诵”是朗读的舞台艺术化，以表情的朗读为基础，要求运用停顿、重音、语调、速度，辅以手势、眼神、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将朗读艺术化，是朗读的一种升华。以上两种读法，皆与吟诵所强调的声腔气势，近于唱歌的艺术性有所不同，它只适用于白话文与现代诗。

钱穆先生在于中国史学的地位如何？

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版钱穆、顾颉权刚。钱穆先生1969年撰成百万字巨著《朱子新学案》，70年代初特撰本书撰述书中要旨，并推广及全部中国学术史。上自孔子，下迄清未，二千五百年中之儒学流变，旁及百家众说之杂出，以见朱子学承先启后之意义。钱穆先生1931年撰写《秦汉史》上自秦人一统中国，下至王莽之新政，为一尚未完编之断代史,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秦汉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指出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

吟诵论语作揖时应该喊什么

上飨（读如翔）。

吕思勉《中国通史》与钱穆《国史大纲》哪个好？

吕老师的中国通史好

钱穆的国史纲要怎么样

我读过钱穆的《国史新论》，里面收集的是他的一些演讲稿，都是关于历史文化的，比那种专门写一个论题的书要具有活力，思维很独特。我推荐你看，觉得很多东西的观点很新颖，会给自己挺大的冲击。

吟诵的吟是什么意思

声调抑扬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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