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史（十六）语文（3）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
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
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
字由自已创造的民族，是决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
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
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
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
造文字，即由于此。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
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
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
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
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
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
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
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
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
是语调规定语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
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
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
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
言，则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
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
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
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
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决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制，收效转难。
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
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
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
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
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
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日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
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
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认识单字，与年龄
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
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决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
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
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怀抱
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
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
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旧文字的，他们
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
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
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吴敬恒说：“中国的读
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
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楝，留待
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
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
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
我推想，即使听新旧文字同时并行，也决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
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
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
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
统一性？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
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
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缪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决不能以此
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
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
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
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
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
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
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著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
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
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 Book 与书有
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
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
争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
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
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
如朝鲜是。（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是。（三）用中国字
而别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
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
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
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做华文，虽极
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
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
字出于回鹘，为迭刺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
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
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
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
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后来世
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
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惟倮儸有文字，
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
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
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
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
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
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须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
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
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
帝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
西历 593 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
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
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 655 年。《阿
毗达磨大毗婆裟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 932
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
书之始。历 27 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
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
八百六十四年，西历 1041 至 1048 年。毕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
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
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
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元书。商务印书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