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友之家的社会启示录
(一)在矛盾中破解: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
拆迁事件给工友之家与皮村村委会之间造成的隔阂是不争的事实，双方从合作到摩擦，最后发展成对立，过程与结果都令人感到遗憾。而这一切的发生，还是基于对外来人口如何进行有效治理所产生的分歧。
皮村的环境治理一直是个问题。两万多人的社区，每天有近30吨的垃圾产生，处理一吨垃圾费用是60元，一天1800元，一年要64. 8万元。垃圾处理是他们最头疼的一件事。村里买了六辆垃圾运输车，雇了十多名保洁员，但人居环境依然十分糟糕，垃圾处理不过来，很多保洁员就直接将垃圾在垃圾桶里焚烧。一到傍晚，整个村子就变得乌烟瘴气，严重影响到这里居民的生活。再如“吃水”问题，原本村内已经供应了自来水，那时没安水表，都是按人头收费。可后来外来人口大量进人，村里用水量剧增，村委却不能向村民多收取水费，村委也不知道谁家住了多少人，该收多少钱，以致后来欠了自来水站200多万元的水费。自来水供应和其他设施所产生的电费，每年也要几十万元。
有段时间，村委会派人到出租屋征收水电和垃圾处理费，虽然只收每人每月10元钱的水电费和5元的垃圾处理费，但还是引起了极大矛盾。农民工认为自己已经付钱给房东，里面已包含相关费用，不能再多出这份钱，村委要是收钱的话，应该找自己的村民去收。村委会的人坚持认为这些费用应由外来人口出，双方争执不下，村委会便让联防人员砸门砸窗地收，闹得沸沸扬扬，差点变成群体性事件。村委会实在没办法，只好作罢，但这带来的后果是他们后来只维持基本的环境治理，在社区治理层面不再有所作为。
前文提到随着外来人口的涌人，皮村的经济得到了繁荣，现在的皮村已然店铺林立，但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却是利益分配的极不合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人带来的主要是房屋租金收入，最得益的是本地村民，而承担全部社会治理成本的却是村委会。一般个村民会建二到四层的自建房，按底层120平方米计算，每层可以有近8个小隔间，这样就会有16-32个房间可出租，按平均25个单间，每个月250元-间计算，那么每月可以有6250元的收入，一年就有75000元的收入。村民因城市发展和级差地租的出现而获益，可他们并不承担任何公共事务治理责任，但村委会却是责任主体，对于皮村的环境、治安起着兜底作用。据村委会主任介绍，村里有一些集体房屋出租收人，现在村委会正拿集体经济的钱贴补因外来人口进入而产生的费用，如果不够，还要借债，村里目前已负债累累。
从既有的村级治理体系设计而言，村委会的观点和操作有一定道理。村委会是一级村民自治组织，只为村民服务，本来就没有向外来人提供服务的义务和动机(其实问题的原因在于租值耗散，而不是自治与否。这样严重的耗散恰恰说明村内是没有形成自治的，这是另话)。外来人口流入，客观上促进了村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一是给本地居民带来了房屋租金收入，二是带动了餐饮、休闲、娱乐等配套产业，很多人开始从事服务业，进一步繁荣了当地经济，使村集体也能够从中受益，因为村集体一样可以从土地和房屋出租中获得收入。外来人付了租金，因此应该在本地享受到当地的公共服务。但必须承认，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被村民获得，村委会因外来人口进人得到的好处不多，还要承担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成本。
难怪村委会对于工友之家的存在颇有微词，因为工友之家建了小学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生活，还降低了他们在皮村的生活成本，使得皮村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并且居住得越来越稳定。面对村委会日趋增加的治理成本，农民工的稳定居住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而工友之家却是想让农民工在城市里稳定而有尊严地生活。可见，在社区发展中，村委和工友之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治理成本不化解，两者的摩擦也会一直存在，整个皮村也难以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到目前为止，工友之家的工作主要分布在学校、商店、社区工会、工人大学、农园与新工人网这六个领域。工友之家的组织建设和社区工作就基于这六个板块展开(见图7-3)。
(二)存在即合理: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综观工友之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十几年来机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普通NGO,也不同于体制中一般企业的积累方式。在工友之家的体系内既有正规注册的部分: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同心互惠商贸有限公司、社区工会，也有没有名分而存在的同心实验学校、工人大学。在资金来源方面，既有项目支持，也有自营收入。在人员的安排上更是人不对位，没有明确的职位分工，常常是做什么事大家一起上。机构的财务统计也一直没有进行专业化的精准计算。公布的财务报表中会出现上一年与当年数据重叠，具体收支不明等问题，甚至还有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如果我们以目前社会中主要的组织运行方式作为参考系，其共同点是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与精准的数字统计，那么相比较之下，工友之家在人员与财务管理上则显得定位模糊和操作不规范。如果说前者的分工明确与数字精准是目前社会上普遍认同的“正式组织”的存在方式，那么，工友之家就是“非正式”存在的社会组织。
为什么“非正式”的工友之家可以存在?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了解工友之家骨干团队的组织方式和资源获取的情况。
首先是组织结构。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机构很多骨干成员之间都有亲属关系。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中强调对亲属关系的规避，工友之家骨干团队则主要靠家庭关系支撑，例如总干事孙恒和他的妻子、胞弟和弟媳，还有父母，都是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并且除了父母，其余四人均为机构骨干。同样处于决策层的姜国良和王德志是夫妻。目前机构共有25位骨干成员。这些骨干包括了机构的高层决策层和中层管理层，其中中层骨干加人工友之家至少3年，而高层基本为机构各个大事务的创办人。这25人中已婚的有19人，夫妻二人均为骨干的有12人，舅甥关系有2人。骨干成员中有子女的有14人，加上目前怀孕的2人，共计16人。机构工作的非骨干成员又与骨干成员有亲属关系的有6人，为父母子女关系。
由此可见，机构骨干团队中以家庭为组成单位占了很大比重。这种构造在机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例如在艰难起步期，要持续承受微薄的薪水和随时发生的财务危机，一般雇佣方式下的员工多半会选择离开，而工友之家核心骨干和亲属们则可以不计得天，选择坚守。当年孙恒的团队开拓废品回收的业务，在又苦又累又赔钱的情况下，他的胞弟孙元仍然坚持了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亲缘关系对于营造大家庭式、有人情味的工作氛围也有促进作用。工友之家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同一个院子里，多个家庭的存在让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强化为一种比同事更为亲近的邻里关系。这种邻里关系不同于大城市中被私密空间区分开后产生的疏离与陌生的关系，而类似于传统农村社会中互相亲近和信任的邻里关系。费孝通将我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推己及人、由亲到疏的差序格局，认为这种差序格局不利于形成西方法治文明下的团体组织。然而，从工友之家发展中，我们看到工友之家的核心团队正是在家庭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壮大发展起来的，团队的发展过程往往是核心骨干首先把自己的同辈吸纳进来一起干活，在组织中找到伴侣，等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一辈年轻人再让自己的父母辈补充进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核心骨干在发展成员的时候所采用的思路正是费老说的差序格局。
在制度建设方面，工友之家从没有放松，例如，秉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及机构在2014年开始合作社体制转型。王德志说:“当初哥儿几个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几个都喜欢过这种集体生活。”所以，除了差序格局，工友之家团队能够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共同的需求。王德志说:“那时候大伙儿想过集体生活就要创造集体生活的条件，要创造条件就要钱啊，所以大伙儿就想着怎么赚钱，就建了学校，后来发现学校也不赚钱，就开始卖二手衣服。”他的这段话对上文工友之家故事中透露出的理想主义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揭示了坚持理想的前提是要顽强生存。工友之家的“为工人唱歌”“为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等看似崇高的目标，其实每一个都与自己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为工人唱歌是出于大家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及对共鸣情绪的集体排解;而为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更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创造立足城市的条件。这样一来，工友之家就把自己的发展与发展工人社区的理想结合起来，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结合，组织发展又与社会的需求对接。
从组织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机构还创办工人大学培养新人，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认同与劳动合作精神。在所有25位骨干成员中，有7位是工人大学毕业的学员，他们普通都是“90后”。 如果我们不固守西方体制下团体组织的参考标准，那么这种根据孙恒团队自身需求发展而来的团体组织同样是值得借鉴的。
在资本积累方面，工友之家很好地动员了社会资本。机构在组建初期得益于“三农”圈子里学者和高校大学生的支持，大学生社团为工友之家的社会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起步时，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文艺演出主要在高校学生社团中表演或与社团一起为工人表演，乐队在巡演中累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后来在同心学校的建设过程中高校社团的志愿者和工友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为学校节省了劳动力成本，而且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志愿者资源。再往后，同心互惠商店的开办，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社团捐赠的衣物。直到现在，同心互惠的货源有一大半还来自高校社团的捐赠。随着组织的发展，工友之家进一步外拓社会资本， 自2010年以后，来自企业的捐赠大大增加，这得益于同心互惠的外联部主动与这些企业的相关部门(比如社会责任部)建立联系。通过汇总工友之家和同心互惠网站上一年展示的活动情况，笔者做了一张工友之家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联系图(下页图7-4)。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从2013年8月到2014年8月，总共有45家社会组织与工友之家共同举办了活动，这45家社会组织中包括了企业、党政机关、社区居委会、科研机构、NGO、民间基金会、学生社团和乐团。其中企业的数量最多，有22家，其次是社区居委会、党政机关和NGO。
工友之家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从公布的参与捐赠社会组织致谢名单中可见大概，捐赠主要来源于高校社团、企业和NGO,其中高校社团和企业的数量都多达百余家。
(三)在为人中为己:自组织与社会善治
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外来人口社区，这个社区伴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加速而出现，在孙恒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和大多农村一样，年轻人外出工作，留下孤独的老人和破败的村子。金花回忆起他们2005年为了办学校初次来皮村时那里的样子，很冷清，几个老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口摇着扇子，满村乱窜的狗似乎都比见到的人多。随后外来人口开始大量涌人，到2007年王德志用家庭DV拍摄纪录片《皮村》的时候，村子里已经热闹非凡，晚上路边都摆上了烧烤架，开起了露天的KTV剧场。外来人口多了，各色商店也开了起来，老板还大多是外来的打工者。在视频里，王德志还采访了本村的村民，问他们外来人口涌人后给皮村带来的影响。
——外地人来有什么好处?
——租房啊。 还有各种方便，吃的，买东西，什么都有。
——有什 么坏处吗?
——没什么坏处。就是人多乱一点。还是好处多于坏处。
王德志还从这位村民阿姨的口中得知她们家的地被征收了，分了房子，家中现在有二三十间房子都出租给来皮村的打工者，她儿子在市里上班，这二三十间房子都由她来打理。
画面转到了一位修车大爷的脸上，王德志边拍边说:“同样是地没了，他们的处境却截然不同。”
——为什么从老家出来?
——我们老家没地了。
——地呢?
——政府都收回去种了草， 退耕还林，一亩地给我们170块钱，就什么都不管了。你说我不出来怎么办?
同样是被征地，地理位置的差异给两个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北京城郊的农村，一个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前者的土地征收后按人头补偿房子，靠每月吃房租成了食利阶层，从小土地所有者余跃升为多房产的社会中上阶层:而后者，不但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生活来源， 只能背井离乡来城市打工，并且由于年纪大，缺乏知识和技能，直接被城市抛离，只能在皮村这样的城边村谋生所从事的也大多是修车、修鞋等低端工作，稍微年轻点的则会去村子的家具厂打工，另外有些在老家有一定积蓄的则在村里开起了小商店。
这些打工者中，很多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就有上学的需求。在北京没有办法读书就只能送回老家去，而把孩子一个人扔在老家，父母又不放心。这是外来打工者普遍面临的难题。2005年在皮村开办同心实验学校就是基于外来打工者的这种迫切需求。前文已指出工友之家的发展目标一直定位于服务流动人口社区，这个目标对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去向的问题无疑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11年超过50%，这个数字把近3亿常住城市的打工者也计算在内，可是他们却被排除在城市人享有的社会服务体系之外，打工者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没有被纳人政府财政预算中。虽然国务院在2014年出台取消户籍制度的意见，但要真正落实政策，切实保障流动人口与城市人享有平等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待遇，还需要不短的时间。而且，已经出台的政策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并不适用，这些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大量流动人口的社会再生产成本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难题。一方面，放宽限制意味着更多外来人口涌人，政府承受不起这么高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限制则容易引发基层矛盾，导致社会治安不稳定。然而不可回避的现状是，大城市中已经存在许许多多流动人口聚居地，对于他们而言，农村越来越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他们在城市打工多年，只有过年才回农村看看父母，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农村生存的技能，在城市安定下来才是他们认为的唯出路。 所以他们再生产问题必须得 到正视，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治理不容忽视。目前在流动人口治理方面取得效果的，主要是民间草根组织的力量，工友之家就是其中之一。与很多草根NGO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情况不同，工友之家团队中绝大部分都是背景相同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青年，他们的骨干团队就是一个由打工者主导的团队，都有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人生经历。相对政府组织和精英主义倾向的NGO,他们更像是一群打工者的自组织。他们的任何一次尝试都是从最直接的需求出发，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像孙恒当时要搞乐队，只是想着要为工人唱歌，要开办学校只是想让打工子弟的孩子有学上，开商店也只是想要养活自己，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扩店遭遇亏损都是事先没有充分计划的表现，然而这种非计划性却对机构迅速拓展和动员社会资本起到了高效和低成本的作用。当面临机构壮大过程中各项成本攀升的问题时，机构进行灵活的合作社体制转型成为重要手段。总之，工友之家为流动人口社区提供低成本的服务，也是政府目前无法做到的，而工友之家的自组织性质、以打工者自己为基层治理主体为自己服务的这种善治效果，也是其他组织难以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