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成为古典小说叙事的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严格意义上说这仍然算不上是小说，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如西凉国刘昞著的《敦煌实录》20 卷虽为历史著作，但从残存部分看，其记述人物事迹,也不乏传奇笔法，如“李暠”条目下写李暠称王前道路遇虎说话的事,细节生动,属小说之写法。这些作品虽然初具小说形制，但还是不重结构的短语杂记。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相对成熟的时期，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话本、变文等说唱文学开始运用白话口语来叙事写景、描情状物，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酒泉小说创作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种。敦煌遗书的发现，为酒泉小说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从广义上说，敦煌遗书中的变文、故事赋、诗话、词文、话本、讲经文或俗讲文、小说等，都应算作话本小说。但其中的一部分，像变文、词文、讲经文,由于和说唱类的音乐文学渊源较深，自成体系，一般不列入小说中。
敦煌遗书中有一类被学者归入志怪小说的作品，其实属于灵验记,但其写作方法则是利用小说形式,目的是增强阅读的兴趣。如《落蕃贫女忏悔感应记》《龙应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白龙庙灵异记》和《道明还魂记》等作品都属此类。还有一些作品，如《唐太宗入冥记》和《秋胡》，过去曾被视为变文，但就其内容看，无疑也是志神怪、明因果的小说。如《秋胡》讲述秋胡远方游学、做官、回家途中戏妻的故事，全篇用散文体叙述,除赠诗五言六句外，全无韵文。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署名句道兴的《搜神记》，与干宝的《搜神记》有某些相同的故事，但很难说清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其中有不少故事比干宝本更为完整详细，语言也通俗浅白，带有较浓的民间色彩,这应该是唐代最早的话本。
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存在与发现填补了古代小说由志怪传奇向话本转变的空缺，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料。敦煌遗书S.327 载有《师师谩雨话》《阴阳人谩雨话》《师婆谩语话》等篇名,从标题看当为话本，惜仅存篇名。现存的唐代话本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这些话本已经具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为宋代话本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从题材和内容上来看，《韩擒虎话本》开创讲史之先河,实为宋以后讲史类小说的滥觞;《孔子项托相问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明本《历朝故事统宗》有《小儿论》一篇，《东院杂记》也有这一故事，民国时更有《新编小儿难孔子》编印出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从艺术创作上看，敦煌话本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方法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曲折和细节描写的细致深入,都为宋代话本提供了有益的艺术经验。敦煌话本开创的口语化、通俗化文学语言也为宋代话本所继承，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文学语言。
敦煌话本是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在语言运用方面，都是以散文叙述为主，口语化，通俗易懂,摆脱了唐以前浮艳繁缛的文风,创造出一种文白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并采用了相当多的民间谚语。如《庐山远公话》中有“舍邪归正,永断疑踪”“人发善愿，天必从之”“人发恶愿，天必除之”“白发无缘再黑”“人命刹那看看过世”。《秋胡》中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好即共有,恶即自知”“女生外向，千里随夫”“慈鸟有反哺之报恩，
羊羔有跪母之酬谢”。这些民间谚语的使用加强了话本的通俗成分,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在人物塑造方面，敦煌话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集中地塑造了几个典型,为后代的通俗小说人物塑造开了先例。《唐太宗入冥记》写唐太宗魂游地府被勘之事，此事又见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然叙述粗疏简略，话本与之相比则更加成熟，其中的两个人物唐太宗、崔子玉形象生动,这应归功于作者成功运用了心理刻画的方法。写崔子玉初始听说勘问皇帝是一种祸事,心想“若勘皇帝命绝，则万事绝言。若或有寿，回到长安,五百余口,则须变为鱼肉”,想到这里，心里不觉“忧惶”，所以不如趁此谋取官宦厚爵。唐太宗贪生怕死，急于求生，先是担心已完,继而又传信求情，后又贿赂收买，最终一步步达成协议,答应赐子玉为“蒲州刺史，兼河北甘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蒲阳县库钱二万贯”，崔判官才满意,由命禄5年加至 10年,放还唐太宗生路。《韩擒虎话本》在写韩擒虎的英雄形象时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不平凡的出场突出其不平凡的人物,而且写其英勇不是通过两军对垒，而是写他与单于比箭以定双方输赢，安排了两个精彩的画面来体现英雄形象。这些艺术手法都为后世《三国演义》中刻画刘、关、张的形象所吸收。《秋胡》也塑造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秋胡出身于下层，但为了追求功名富贵,拋妻别母,在官居显位后却无耻地调戏女子，揭示出其道貌岸然的丑惡灵魂。秋胡妻勤苦善良,贞洁贤顺，辛勤劳动，敬养婆母，纵然积金天半、垛彩如山，也丝毫动摇不了“守贫取死”的决心，面对丈夫的恶劣行径能进行大胆的揭露并表示出极大的轻蔑。
与同时期的唐代传奇相比，敦煌话本的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它不是详细地叙述一件事情,而常常把许多故事巧妙地联结在一起,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庐山远公话》《叶静能诗》《韩擒虎话本》都是如此,往往通过许多故事情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传奇的一生，而且还能够步步深入地把故事推向高潮。例如，《叶静能诗》写叶静能作法救张令妻一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话本先写叶静能取黑符化作“黑衣神人”岳神不理;再写叶静能书朱符化作朱衣使者，岳神仍是不理;最后写叶静能用符化作身穿金甲的将军,拔剑上殿,似斩岳神,终于制服岳神。情节波澜起伏,适合听众的口味。敦煌话本中的故事情节也极富有戏剧，《秋胡》戏剧矛盾突出，写夫妻长期分离，面容改变互不相认,拿彼此当作陌生人,从而为两方各自展开自己的真实灵魂创造了戏剧条件。这也是《秋胡》被多次搬上戏剧舞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话本自其开始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形成一条线索,就是以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表现民生愿望为主。敦煌话本的几部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强烈谴责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灵魂深处的丑恶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现实内容。《唐太宗入冥记》通过唐太宗和崔子玉的关系，说明在大唐帝国的统治下，金钱、权力、人情不但在活人统治的世界可以决定一切，即使在死后的阴曹地府也具有起死回生的魔力。这就更深刻地触及了唐代政治生活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曲折地反映了唐代官吏的贪赃枉法和营私舞弊的现实情况。话本对于鬼判官崔子玉所作所为的揭露正是批判了唐代封建士大夫阶层追求名利、不择手段追求做官的糜烂思想,对唐太宗的审查勘问也区映了人民要求惩办弑兄囚父的封建帝王的愿望。这一切都说明《唐太宗入冥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庐山远公话》虽是一部佛教话本，充满了说教成分，但通过慧远的生活经历也表现了唐代生活的复杂场景——地主的豪奢、奴隶的买卖、强盗的横行等具有较强的现实内容。中国通俗小说的产生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市民的思想与愿望，以后的通俗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经过五六百年在千百万群众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因此,敦煌话本小说,尽管不免有封建的糟粕，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们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民众的愿望,符合民众的口味，所以受到民众的欢迎。
敦煌话本的出现标志着民间文体的形成,开辟了酒泉文学艺术发展的新时代。敦煌话本不只在文字上发展成为一个新阶段,而且在创作流派的形成、题材的使用、艺术的吸收、创作思想传统的继承上,对后代通俗小说都有深刻的影响。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兴起，给小说创作带来深厚的士壤。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形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但因河西地区民族间冲突较为频繁,丝绸之路衰落，经济、文化衰退,文学艺术发展也呈现明显衰势,小说发展在酒泉长期处于衰落状态。明清时期,以话本为基础的说唱文学不断兴起,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泉宝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