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副书名是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利。这是一本讲述东南亚华人亿万富豪如何发家致富的书。在作者看来，这些富豪在家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例如77岁的新加坡富豪黄庭芳，虽然家族生意主要由年过半百的长子打理，但黄庭芳只给长子千分之一不到的股份，大权仍由自己掌握，所以作者调侃地称他们为教父。本书中的富豪主要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截止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福布斯》世界富豪榜前25名超过30%来自这一地区。然而，这些富豪名下没有一家公司进入世界五百强。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富豪们的公司只擅长做能躺赢的垄断生意。
这些生意来钱快，就不会想着去创新，去参与市场化的竞争。东南亚富豪做垄断生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殖民者以少数人口统治殖民地，就不得不依赖于买办阶层管理当地人。
随着19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连年战乱，大量中国人南下东南亚谋生，去的早的华人也做起了买办。华人买办通过完美的商业循环成长为早期教父，他们从殖民者那里承包征税权，帮助殖民者征收华人的人头税，赚取稳定的利润。
而大多数华人只能进入华人买办开设的工厂工作，比如露天矿山和种植业等等。华人买办还开设妓院、赌场、鸦片烟馆，掏空华人的腰包。财富又回到了买办手中。
早期的教父诞生了，但躺着赚钱的日子总会过去。20世纪初，机械化生产方式开始普及，教父们的生意受到冲击。当露天矿场资源开采殆尽，需要打更深的矿井，欧美大公司的蒸汽挖掘机迅速抢占了市场。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伐木业、航运业教父们的地盘儿，最后只剩下稻米加工业这种设备简单、投资便宜的行业。
教父们沉寂的时间并不长。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殖民者退出，本地政治精英上台，华人教父们迎来了转机，蜕变为现代教父。那么，现代教父与早期教父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又是如何在二战后崛起的呢？本书将给你答案。本书作者乔。
史塔威尔是英国人，他毕业于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在剑桥大学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顾问。
20世纪80年代起，史塔威尔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是资深的中国事务观察家。1997年，他创立《中国经济季刊》，曾经长期采访东南亚教父及其周围的生意伙伴。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看看东南亚现代教父的崛起之路。
第一，教父们适应政治环境的方法。第二，教父们的核心商业手段。第三，教父们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手法。下面先来讲第一部分，现代教父适应新政治环境的方法。二战后，世界各地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
这一时期的东南亚民族情绪高涨，本地政治精英利用民族主义驱逐殖民者的势力，例如将殖民者的企业国有化。同时，他们还利用种族仇恨排挤华裔，遣返了大量华人回中国。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相继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
1966年，印尼的苏哈托上台，开始了长达32年的统治。1971年，菲律宾的菲迪男马克思取消总统任期限制，开启独裁统治长达14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泰国政治长期被军政府把持。虽然华人遭到了东南亚底层人民的排挤，但本土集权势力离不开华裔商人。
华裔商人在殖民时期周旋于各方，精通多门语言，擅长做贸易，和殖民者打交道，学会了英语、荷兰语，和本地人沟通，要会本土语言，比如泰国语、印尼语，甚至在日本占据东南亚时期，有的商人还学会了日语。
当殖民者的资本退出后，本地政治势力需要新的经济代理人，他们选择了华裔。这些被选中的华裔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小商人。例如印尼的苏哈托扶植了华商林少良。短短三年时间，林少良从一个小贸易商发展成为印尼的顶级教父。菲律宾独裁者。
马克思也采用了相似的策略，培养华商成为自己经济上的代理人。在马克思的保护下，小型烟厂主陈永栽成为菲律宾最有名的烟草商，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苏哈托、马克思等人都是培养不起眼的华裔小商人，成为自己的代理人。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小商人没有背景，更依附，更忠诚于自己。二是给老一辈的教父一个警告，他们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为了适应民族独立后的东南亚政局，新一代教父们开始塑造新的形象。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华裔更加强调自己的华人血统。华裔经过与当地几代人的通婚，华人的痕迹已经不明显了。比如印尼嘉润烟草公司的华裔首席执行官黄慧中，他就读于荷兰殖民者开办的学校，他的荷兰语读写能力强于印尼语，而中文一句都不会说。
在政治精英眼里，华人是会做生意的代名词，因此华裔更强调自己的华裔血统和文化。例如新加坡教父郭鹤年认为海外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是遗传因素，而且他只给子女取中文名。
第二个方面是强调自己出身卑微政治精英，更喜欢和无名小辈合作。教父们也热衷于把自己包装成出身卑微的底层。比如亚洲首富李嘉诚总是喜欢说自己的父亲是个教师，1940年身无分文的来到香港，父亲去世后，不到15岁就辍学的李嘉诚肩负起了整个家庭的生计。
正是这样的身份让汇丰银行总裁审批，选择与他合作。然而李嘉诚并不是真正的底层，他有个开钟表公司的舅舅，后来他娶了舅舅的女儿庄月明，开始了香港首富之路。同样的还有泰国富豪前总理他信希纳瓦，中文名邱达新。
在演讲和公开出版物中，他信都说自己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维持一家的生计。然而事实上他信有泰国纳兰王朝的血统。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的家族还在从事征税的工作。他信本人毕业于军事院校，娶了将军的女儿。第三个方面是远离公众视线。
由于种族问题困扰着东南亚，该地区一直存在绑架华裔商人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菲律宾，每年平均有一百多起绑架案。1981年，菲律宾巅峰集团董事长吴亦辉的女儿被绑架，1997年他的女婿又被绑匪扣押，警察朝扣押他女婿的车里扫射了数百发子弹，致使他女婿身亡。
长期的种族问题让教父们过上了隐秘的生活，远离公众视线，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简单总结一下，二战后，东南亚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本土政治精英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驱逐了殖民者的势力，排挤华裔。但是在经济建设上，东南亚集权政府都选择了华裔作为经济代理人。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新一代教父们于是塑造了新的形象，一是更加强调华裔血统，二是包装成出身卑微的底层。三是远离公众视线。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内容，现代教父的核心商业手段。本书作者认为，东南亚的繁荣是竞争性的出口业带来的，比如纺织品、石油化工产品等等。
教父是经济繁荣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本地的服务业、建筑业。现代教父虽然是从小商人群体中产生，但他们做的生意和早期教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都是与权力相结合。早期教父依附于殖民者，帮助殖民者征税，获得了稳定的利润，进而涉足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成为现代教父的核心手段是在集权政治的庇护下寻找到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现金流来自于非竞争的垄断生意。教父们做哪些垄断生意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是指某些行业由政府颁发《特许经营证》，由教父们独家或少数几家经营。
例如，苏哈托执政印尼后，林少良独家垄断了面粉的生产，他还和苏哈托的弟弟一起垄断了丁香进口生意。在马来西亚，郭鹤年从政府手里拿到了大部分进口粗糖的配额。在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思的保护下，陈永栽的幸运烟草公司被减免了税收，享受了烟草行业的垄断地位。
博彩业牌照也属于特许经营权，博彩业给教父们提供了更稳定的现金流。例如，20世纪70年代，郑玉桐参与竞标澳门的博彩业牌照。虽然郑玉桐被看作是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它主要的利润来自澳门的博彩业。根据香港金融界推测，郑玉彤旗下的地产公司新世界发展远不如博彩业给他带来的利润多。
而马来西亚的陈志远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拿下了马来西亚体育彩票的控制权。第二种垄断生意是不动产不动产能成为垄断生意是香港的特例，因为香港的土地市场由港英政府控制，所有的土地在出售前都是皇家土地。随着二战后经济发展，人口涌入，香港的土地拍卖价格越来越高。
到了90年代末，75%的住宅由十大开发商建设，其中最大的四家开发商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住宅供应量。通过垄断房地产，香港的中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回流到了教父们手里。
在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名义上缴纳很低的个人所得税，但他们买房或租房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物业管理费高达租金的15%，1万港币的月租物业费高达1500元。香港的土地垄断还体现在港口上，主宰港口运输的都是房地产教父。例如香港24个停泊港中，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就拥有其中的14个。
港口的收益给李嘉诚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有投资银行认为，若没有合计黄埔的书写，李嘉诚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风暴中就破产了。如果仅仅是做垄断生意，还不足以让现代教父缔造庞大的商业帝国。
与银行的合作让现代教父相比于早期教父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殖民统治时期，束缚早期教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无法获得外资银行廉价的贷款。外资银行更喜欢给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早期教父想要拿到资金，就不得不给银行内部人士更高的回扣。而民族独立后的东南亚银行掌握在本地政治精英手里。
在银行的支持下，现代教父的商业帝国变得更庞大。与现代教父们合作的银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华裔掌控的国家主权银行，例如泰国的盘古银行。盘古银行原是一家泰国皇室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银行，但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
1947年，华谊经理陈碧晨接管并重组了盘古银行，吸纳军政府高层成为盘古银行的股东和董事。军政府向盘古银行注入大量国家资本，成为最大股东，并授予盘古银行垄断的黄金和外汇交易权。陈碧晨的变革让盘古银行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银行。
陈碧晨想增加银行的业务规模，于是想到向新一代教父提供资金支持。他往返穿梭于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与现代教父们建立起合作关系。比如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少良、泰国的谢国民都接受过盘古银行的贷款支持。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银行40%的收入来自泰国以外的东南亚分行。
第二种银行是愿意与华商合作的外资银行，例如香港的汇丰银行。与其他英资银行不同，汇丰银行的股权很分散，每个股东最多拥有1%的股份。
因此汇丰银行一切以赚钱为目标。当汇丰银行发现本土的有远见卓识的华商更有竞争力时，抛弃了英资洋行。例如，汇丰银行支持香港船王包玉刚收购了老牌英国商行怡和集团旗下的九龙仓，汇丰银行将大量资产从英资企业转到了本土富豪手中。这一过程造就了香港首富李嘉诚。
在汇丰的支持下，李嘉诚由普通富豪变成了现代教父。20世纪70年代初，老牌英国商行合计集团经营不善，汇丰银行向合计集团注资，并取得了合计集团22%的股权，重组后的合计集团更名为合计黄埔。三年后，和记黄埔走上正轨，开始盈利。
按香港的法律，汇丰不能长期持有实业公司，必须卖掉合计黄埔大部分股权。时任汇丰银行主席审批并没有公开招标，也没有联系英国的另外两大商行，怡和集团和太古集团，而是以相当于合计黄埔净资产一半的价格，六亿多港元把合计黄埔卖给了李嘉诚。
此外，李嘉诚还获得了延期付款权，不用立即拿出6亿港元现金，大大降低了收购成本。收购合计黄埔，壮大了李嘉诚的房地产版图，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成为仅次于怡和集团的香港第二大房地产公司。
合计黄埔还让李嘉诚涉足了港口业、零售业、百佳和屈臣氏两大连锁超市，占到了香港零售百货和药材销售的70%的份额。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又收购了香港电力公司，垄断了香港岛的电力供应，李嘉诚一跃成为香港首席教父。
第三种银行是教父们自己开的银行。由于不受权力监管，这些银行变成了教父们的提款机。教父们随意的给自己的私人公司发放贷款。例如新加坡教父邱德拔，他早年供职于新加坡华侨银行。1959年，他在吉隆坡创办了马来亚银行。
六年内，马来亚银行开设了一百多家分行，遍布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被邱德拔借去用于个人投资。事情败露后，银行被政府接管。在马来西亚失败后，邱德拔又转战文莱。1965年，他说服时任苏丹奥马尔。阿里。
赛福鼎三世，让他在文莱开办文莱国家银行，许多皇室成员成为银行的小股东。邱德拔从银行借出了大量资金，用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的房地产投资。直到20年后，老苏丹去世，新任苏丹雇佣美国人来调查文莱国家银行，邱德拔才仓皇出逃。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简单总结一下，成为现代教父的核心手段是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方法是做垄断生意。现代教父在银行资本的协助下扩张商业帝国。最后我们来讲第三部分，现代教父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手法。殖民时代的东南亚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跨国集团公司。
以香港为例，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47年，只服务于外资，比如怡和集团、合计集团。随着本土商业大亨的崛起，华资公司对集资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足于从银行获得融资。
20世纪70年代，三家华资交易所相继成立，他们分别是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及九龙证券交易所。到了1980年，香港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香港联合交易所，华人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得到了快速扩张。
资本市场本应该为投资者产生收益，但东南亚的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长期处于低位。相比于同期新兴的东欧和拉美市场，东南亚资本市场的回报率仅有前两者的一半儿，甚至低于伦敦、纽约等成熟资本市场。
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规则不保护，中小投资者更偏向教父，教父们把好的赚钱机会都留给了自己开的私人公司，教父旗下的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自然高不起来。资本市场成为教父们大发奇才的舞台。
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让旗下的子公司为母公司书写。教父们控制多家上市公司，例如马来西亚教父郭令灿，他旗下可辨认的上市公司多达19家，行业涉及银行、房地产以及空调生产。
这些公司中，教父们采用了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上一层的母公司用少量的资金控制一级子公司，一级子公司又如法炮制，用少量的资金控制底层子公司。母公司在于底层公司合作投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让底层公司向母公司书写。
例如，船王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控制了五家上市公司，他们分别是母公司汇德丰公司、一级子公司九龙仓，以及三家底层子公司新亚置业、海港企业以及联邦地产。这五家上市公司各占股20%，合作开发港铁九龙站旁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但是项目所需的资金却由三家底层子公司通过借款的形式提供，三家子公司为项目提供的借款甚至超过了他们本身的市值。这样一来，底层子公司承担了全部的风险，母公司躺着赚钱。按照香港的法律，这个合作项目的财务不需要公开。
底层子公司的投资者对于借款操作完全不知情，但是如果项目亏损，他们将承受巨大损失。
教父们在资本市场发财的第二种手段是把赚钱的机会留给私人公司。教父们不仅控制众多的上市公司，还控制大量的私人公司。据作者采访的一位教父透露，他拥有400家左右公司的股权，其中只有20家是公开承认的。《教父》把大部分的赚钱机会留给了自己的私人公司。
例如，2001年郑玉桐的私人公司收购日本百货商店崇光百货位于香港的所有资产。虽然崇光百货经历了十年的零售业低迷，但收购时崇光百货的收益率已经达到了9%。对于这样的优质资产，郑玉彤旗下的上市公司新世界发展却视而不见。教父们在资本市场发财的第三种手段是私有化上市公司。
例如新加坡教父郭鹤年经营的一家船运公司叫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多年，股价和分红业绩都很差，小股东长期套牢。2001年，郭鹤年又以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将这家公司私有化，这等于是高价卖股，又低价买回去，小股东投资多年，最后补贴了教父。
第四种手段是凌驾于规则之上，比如根据香港《证券法》，收购上市公司35%以上的股权，必须发出公开邀约，价高者得。但是教父可以不受规则限制。例如1985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在收购香港电力集团时就被免除了公开邀约。
1987年合计黄埔增持嘉宏公司股权，从23%~52%，合计黄埔的股权超过了35%，但还是被免除了公开邀约。以上是第三部分的内容，教父们利用政策上的支持或者规则上的漏洞，在资本市场快速扩张了自己的财富。
到这里，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二战后，凭借与权力的结合，华裔小商人成为当权者的经济代言人，他们通过垄断生意和银行的支持，很快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在证券市场兴起后，他们又通过各种手段大发奇才。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受政治操纵，存在垄断，那么金融崩溃不可避免。
可以说，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早已埋下了伏笔。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造成了两方面影响，首先，它削弱了一些极端缺乏竞争力的教父。其次，它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原先对外来投资封闭的敏感行业，如金融行业，增加了对外资的接纳。
然而，危机并没有改变东南亚地区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当地的经济仍然是教父经济。那些最精明的教父在危机过后甚至实力大增。作者认为，教父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东南亚地区的贫困与不平等的动因。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允许教父存在的政客。教父们只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本身才是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