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报复，更加强调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要“彻底地实施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连续的残酷扫荡，并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太行根据地是日军摧毁、破坏的重点地区。1941年、1942年两年中，日军在腹心地区和边沿区捕捉、杀害的抗日军民达35万多人。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频繁制造摩擦，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大批国民党军公开投敌、通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遗憾的是，根据地的一部分干部，对严重局面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对敌人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几乎没有反应。事后，还认为这种欺骗人们的“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喧嚣一阵而已。这样的精神状态，对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是非常有害的，导致了太行根据地开始出现严重的退缩局面。
在这重要关头，1941年4月28日，邓小平在《党的生活》第36、37期合刊上发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他尖锐指出：形成严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敌人和顽固反攻派的进攻，而在于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如关门建设的倾向，对地方武装吞并主义，对敌斗争中党政军民配合差，一些同志对局势的麻木，等等。他要求“全军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并敲响警钟：“谁要是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在文章中，邓小平还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方针和方法：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党政军民必须努力建设与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其次，必须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要加强敌占区、接占区的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组织；要开展强烈的文化斗争，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揭破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要打击汉奸与维持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要特别注意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反对关起门来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是太行区党政军民战胜困难的思想武器。它使各级领导清醒地看到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与错误，对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增强工作中的自觉性与紧迫感。这对于克服太行区当时的严重局面，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工作，也是克服严重困难的一次重要措施。当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三制”的政治体制后，邓小平便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在领导政权工作时，贯彻民主精神。当前，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实际上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党包办代替政府的现象普遍发生。党内一些同志不十分理解“三三制”的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状况严重不利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1941年4月15日，他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鲜明地提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后的形式，“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主要文献之一。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对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党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真正实行党政分开，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晋冀鲁豫边区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也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领导渡过经济难关。
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与经济封锁，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困难局面。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敌祸加天灾给晋冀鲁豫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与威胁。为了改变这一困难局面，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但大生产运动也受到很大的干扰。一些人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是“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一部分士兵中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害怕别人的指责，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在这严峻的时候，邓小平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1943年9月21日，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决议。他要求对“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以后又将奖金数额提高到“200元到300元”）并肯定“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同时，“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1944年4月1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了《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方案》依据毛泽东和李富春当时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受（对劳动所得，个人和集体分成），生产得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在思想上“清洗”那些“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的“毒素”；同时“坚决反对个人经营商业、投机取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唯利是图”。邓小平不但支持这个方案，而且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约同刘锡五等连日抽暇到他们“承包”的地里锄麦子。《滕杨方案》的公布实施，充分调动了机关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