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01 金钱主宰的社会：工作和人际关系都变为一种手段

本期内容 

中国近百年来的留学现象分为哪些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行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出国？

留学热潮背后，中国的“增长主义”迷思根源是什么？

当物质生产逻辑贯彻到了教育领域中，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听 Matters 在线课程，在接下来的六节课里，我们会请项飙老师围绕 “流动”二字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项飙老师目前担任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很多人了解到他，是因为一本出版于2000年的著作，名字叫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本书观察和记录的就是一个独特的外来人口社群。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项飙老师开始进行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近几年的关注重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劳动输出。可以说， “流动”二字贯穿了项飙老师所有的研究主题。

今时今日的我们恰好身处一个高速流动的时代，留学，移民，外派，跨国，这些情境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未来的想象，也自然而然地融入我们未来的规划。但是在无尽的追逐中，我们真正“想要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过程中丢失自我，换句话说，我们究竟有没有建立起人的主体性。在接下来的六节课里，Matters 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这节课项飙老师会来聊一聊，留学的话题。

以前我们提到大学结束后出国进修，是一种 “没有也没关系，有就更好”的心态，然而现在，出国念书好像成了一门“必修课”，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国外送，去念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过去几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留学生生源大国的位置。这种留学热潮是怎么诞生的？它折射出了怎样的焦虑和困境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项飙老师。

我们知道留学在中国是有比较长的历史，这跟中国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改革。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是年龄是很低的幼童，留美幼童，包括张天佑这样的人，那个是特殊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其实是成人，他不仅是本科生，而且主要是研究生，特别是以博士生为主。在2000年之后，是越来越低龄化，然后同时低龄的规模越来越高。要去理解这个现象，可能要看一下它的历史。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然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之间的这个留学主要是国家公派，流出的人员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去读研究生的。留学的目的主要是去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这个留学背后还有很强的价值关怀。至少是两个价值关怀在这里，具体的讲：第一个说要留学，是为了回来，为国服务，要回来为国服务是帮助中国进步，而不止仅仅是帮助自己的成长。第二个价值关怀，就是在这样的留学项目里面，至少对个体来讲，他是怀有一种这样的理解，觉得西方不仅在科技上比我们进步，而且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面，在文化生活上面也要比我们进步，所以他要学习那里的先进文化，也希望今后中国哪一天会变成那些留国的目的地一样。所以是带着这样一个价值情怀去的。

然后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90年代之后，到最近这个阶段，这个时点比较难以把握。但是第二个阶段首先的一个变化就是留学，你如果认为留学它是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工程的话，那就是留学从一个国家项目变成了一个个体的行动，所以它是个个体化（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留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是为国服务，而主要是首先是为个体的职业生涯考虑。在这个时候低龄化就出现了，首先是出去读本科，然后是又去读中学小学，当然更有胜者，就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所谓产妇，Birth Tourist，就是预产旅游者，就把孩子就生在那里这样等等的一个情况。

所以跟第一个阶段比，除了个体化、低龄化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说，这个时候的它的价值取向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近几年，留学生并不觉得留学目的地，那些国家的技术一定比中国高，特别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上比中国好。就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说要去西方学习那里的精华，然后把它带回自己的祖国了，没有这样。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去留学呢？这个主要就是一些非常实际的个人功利上的考虑，他觉得这个留学有一门英语，还是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可以认为第二个阶段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功利化。

但是现在有第三个。我碰到的一些家长，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小就（让孩子）出去？因为我觉得基础教育在国内应该是更好，而且跟家庭在一起，对孩子全面的成长，很天然地讲，应该更加放心。我问那（出去）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未来吗？在职业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想有更好的收入吗？不是。我们现在今天很多家长，他把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送出去，确实不是功利的考虑。

他们是说国内的教育制度太重视竞争，太重视分数，老师有太高的权威。等于老师完全是以老师的身份，没有激发孩子兴趣，培养孩子多方面的智商情商。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对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今天他们把孩子这么低龄送出去，其实是对第二个阶段的功利化的反动，一种重新去功利化，要重新回到孩子作为一个人的这样最根本的考虑上。

他们也知道孩子这么早送出去分别是很难的，这里有很多情感上的代价，但是他们觉得作为人他今后的快乐，对人生的基本理解，他的一份善心，对人和人关系的感知，这些都太重要了，所以他要送出去。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你看它最早的是一种很强的价值取向，真的去学习，变到第二个阶段说不一定去学习，只不过是去镀金，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一个目的功利性的考虑，到第三个阶段，既不是说去学习现成的一个先进制度，也不说去功利的为个人，而是说要保证人本质上的潜力。

这个变化很明显，那跟这个变化同时发生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孩子送出去？很直观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就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这样的经济条件、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出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在。中国经济在不断的增长，老百姓至少是在城市中产的，他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能够支配的现金量显然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大家的信息咨讯，然后跟对世界的了解也在不断增长。但在中国上升的同时，人们又纷纷把孩子送出去，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尖锐的问题，回到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这个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经济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这个状况显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持续的，就是一方面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在这个条件下，人的生产和成长又是一个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你就老靠留学来在这里赚了钱，然后又把人的生活移植到外面去，这个情况是不可能持续生长。所以确实要开始考虑，我们能够怎么样找到一个发展的道路，使得这个经济不一定增长，但经济至少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能够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教育生活方式，使人的成长得到一个合理的发挥。

这个确实触动了所谓现代性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存在，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人的活动的目的是直接指向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我们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去摘果子、生火，打猎都是直接满足于自己的生命需要。然后这些生命的需要满足之后，你干什么呢？大量的时间在原始社会，其实是早期艺术发展的时期，唱歌，岩壁上画画，然后各种各样的神话，它不能解释自然世界的时候，他就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神话。所以现在是有很多数据去证明在所谓的原始社会，用今天的语言去说是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时候，其实每个成人一天工作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都是娱乐。在所谓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时候，其实三个小时一天的工作能够满足他生命的需求的，剩下的就是去享受艺术。

在农耕社会也是这样。农耕社会的主要的一个目的，不是说去增长，不是说去积累，特别是不去积累剩余产品。对于普通主流意识形态，他是要维持现状，是最大的一个目标。在农耕社会是稳定，而不是说暴富，让他觉得最重要。所以仪式很重要，家庭的稳定很重要。这些当然在后来确实演变为跟政治极权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确实变成一个非常桎梏人的一套制度，比方说这个父权体系这样等等，这个是有问题的。

根据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它是到了19世纪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就叫做“去嵌入的革命”。去嵌入，什么意思？就是原来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生产，它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活动。你的物质生产是深深嵌入到你的社会关系里面去的，你怎么生产怎么交换？当然这里会有利润的计算在里头，这些利润的计算，你的交易都是受你的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宗教关系所制约的。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的贸易关系中断的时候，你作为朋友关系在继续。但是19世纪之后，新的经济学家突然发明了一种理论，他（卡尔·波兰尼）认为这种市场的行为生产和交易是独立的，是可以独立，它有自在的一套规律在那里，有法则在那里，所以就所谓叫“去嵌入”，意思就从原来就或者拖欠从原来那个社会关系家庭宗教社区的关系脱离出来，他不仅脱离出来，而且反过来它要成为统治你那些朋友关系和社区关系的力量。

你现在跟一个人做朋友是为了有交换的利益关系。当这个交换的利益关系结束的时候，这个朋友关系就已经没了，你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人，所以这个主次关系完全倒过来。在这样的想象下，经济增长是为了增长，然后人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目的的理解也就完全就变化了。

比方说在中国现在确实是还是必须要使经济增长压倒一切。为什么？如果要经济不增长的话，马上出现大规模失业，马上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在目前的结构下，确实你如果不创造出低层的一些工作，不把这个底层的民众拖住，靠这些工作拖住，确实它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要看我们全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总体，如果你进行再分配的话，是完全够大家吃饭睡觉，一个温饱的社会。如果再分配的话，大家可以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搞艺术创作，变成很好的朋友，每个人可能工作五天就够。

但现在所有人不管你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你工作8到12个小时为了温饱，还是你是腰缠万贵的富翁，你也要工作8到12个小时，因为你生怕被别人超过，资产会缩水。其实你完全不需要这些，你的身体，你的心智是完全不需要这财富的。这就是增长主义，甚至不叫发展主义。因为发展还意味着从一种模式可能进化到另外一种模式，有创新的含义在里面。增长就是把这个数变大，唯一靠这个数变大，觉得这才能够维持下来，一旦哪一天停滞，好像一切都会崩溃。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迷思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看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物质生产现在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力量。而人的生产本来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出发点，现在倒成了一个很次要的东西。马克思把这个叫做“异化”。什么是异化？就是说你生产出钞票，什么是钞票？钞票无非是人发明的，那人为什么要发明钞票？是为了人服务。但今天有没有钞票成为一个让我们这么焦虑的事实：一个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工具，现在成为了我们的主宰。这个是说“异化”的意思，所谓“拜物教”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但现在就倒过来，完全成了一个主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力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物质生产的一些逻辑也就贯彻到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面来。

教育是很明显，你本来就是说要让孩子健康快乐，然后去发掘他内在的各种潜力。那每个孩子的潜力不一样，你就发觉不一样的潜力。但是这样做就会需要很大的耐心，效率就不高。效率不高之后，如果要跟各个学校进行评比，就发现有些学校就评估不下来。然后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假设是，如果不把学校放在一起评比的话，老师就会变得很偷懒。假设就是老师去教育其实并不是说在生产人，因为老师在教育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工作是为了赚钱，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外在这样的鞭策，通过评比评审，奖励那些做得好的、在指标上很高的（老师），然后惩罚那些在指标上做的不好的老师，才有这样的激励。

那其实已经开始把老师想象成一种工具，然后老师也把孩子想象成是生产对象，而不是培养对象。他（老师）也把孩子想象成工具化，他想象的孩子是要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高效的考试者。

然后这样就是一切都标准化，进行评比，把激励的机制引进来，这个就是一种生产性逻辑，一个物质生产性逻辑。这个就是异化的一个精细化，不仅说是物质生产的逻辑，到统治了我们人的生产活动，而且是说它直接形塑了我们如何组织人的生产活动。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出现了一个不是脱节，所以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很一贯的，正是因为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变得那么强大，那么一统，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去讲，我们应该信任老师，就让老师放松，相信老师，他会觉得教育本身是很有趣的。那你可以给老师比较高的工资，然后再有一种比较平等的（制度），我的意思说不要在老师内部创造出一些等级，不要在学校内部创造一些等级，让老师在教育本身里面获得他那个职业的满足感，获得他的尊严。当然在物质保障上要的比较接近。现在完全有能力给老师做比较好的物质保障，然后放手让老师去创造、去实验各种教育方式，当然你可以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流等等。

现在这样一说起来大家可能会同意，但是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是不敢去这么做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其实已经使人变得一种非常犬儒的感觉，就是对其他人基本的不上心，很不信任。你觉得没有这个外在的鞭子挂在那里，没有一个外在的奖金，就是事先跟你承诺好，你月底能拿多少奖金，这个人就不会认真工作的。所以其实逼迫每个人“自我异化”，异化就说自己跟工作，不是自己真心爱的工作，那就把工作变为一个手段，然后把互相人和人都变成彼此的一个手段。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关系的断裂，它是一个长时段的一个历史演进过程。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现在这个断裂可能尤其明显，而且现在就是不顺，断裂了，而且都统一在了这个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