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谈及民国风骨，有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人物。
有人称他，是“梁山落草”的“现代孔子”，有人说他，是“谤满天下”的“顽固之徒”。
他是胡适的得意弟子，被胡适赞为“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亦是陈寅恪的挚友，被陈寅恪感慨为“天下英雄独使君”。
他一生毁誉参半，却浩然之气常存；他一世怼天怼地，为了正义从不妥协。
他就是以“大炮”“老虎”闻名，近代最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傅斯年。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傅斯年的故事，重温一下他的血性与霸气。
为理想
年少且轻狂，大道未曾忘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
刚刚回国的胡适意气风发，准备要大干一场。
可是，因为他接触了太多西学知识，他的授课方式和之前老教授大相径庭，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抵触与不满。
于是，同学们纷纷抵制他，想要联名把他赶出北大。
傅斯年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打算听一听胡适的课，再做定夺。
听完课后，傅斯年对哲学系的学生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他觉得，胡适的国学确实不如老先生深厚，但是胡适眼光独到，思想开阔，必然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启发。
众人见傅斯年如此认同胡适，便偃旗息鼓，不再为难他。
其实，傅斯年之所以有如此威信，让同学们信服，不光因为他博古通今的学识，还有他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祖上是清朝第一状元傅以渐，顺治和康熙两代帝王的老师。
虽然到他这代时，已家庭败落，但傅斯年却继承了先祖尚学专研的品质，小小年纪便成了“学霸”级的人物。
15岁时，傅斯年考上北大预科班。四年学业，屡次第一，被学生们戏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
他国学知识渊博，很多教授都未曾有他底蕴深厚，再加上他性子直爽，有一说一，使得很多教授都很怕他。
北大曾有位教授古文的教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
他曾开了一门《文心雕龙》的课程，听者众多。可是傅斯年发现，这位教授的课程却是漏洞百出。
他觉得这样的老师，简直是在误人子弟，于是联名学生集体上书校长蔡元培，要求学校做出回复，结果没多久，这位教授就被辞退了。
是非对错，傅斯年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他对信念与良知抱有极大的热忱，他相信凭借真心、公正、无畏，终能换来自己期望的世界。
那时候，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都视他为“衣钵传人”，可在胡适的影响下，他决定实干兴邦，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成了这场游行的总指挥，他率领同学们高喊口号，一把火烧毁了赵家楼。
此时，斗志昂扬的傅斯年，并没有被掌控欲迷住了双眼，他深知自己在西学方面的欠缺，于是，他决定远赴欧洲留学。
其实，傅斯年看重的，从不是名利虚荣，他的所学所得，皆是为了民族大业，国家崛起。
年少成名的他，就像一把枪，虽然准星尚佳，但火力十足；但在海外留学7年后，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炮”，响亮有力，振聋发聩。
为国家
骨气之所在，无悔亦无惧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为了自己称霸中国的目的，篡改历史，宣称东北三省并非中国领土。
因为当时我们国力衰弱，很多文人对自己的文化不信任，产生了文化自卑，开始对日本的说法将信将疑。
这时，傅斯年挺身而出，凭借深厚史学素养，写出了《东北史纲》一书，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驳斥了日本的歪理邪说。
傅斯年的学术能力与爱国信念，深受蒋介石的看重，但是他的刚直不阿与直言不讳，也让蒋介石颇为头疼。
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权力颇大，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财产，名声极其恶劣。
面对如此权倾天下的显赫门阀，众人皆敢怒不敢言，唯有傅斯年不曾惧怕。
他直指孔祥熙贪污丑闻，一边收集证据，一边上书蒋介石，务必严惩孔祥熙。
此事一出，举国震惊，一介读书人，无权无势无背景，竟敢弹劾国家政要。
连胡适都从美国写信奉劝他：
“世间多少不平事，咱们哪能管过来，这件事太危险了，不要惹祸上身！”
可傅斯年却说，贪污腐化乃是触动国家根本，是要亡国之事。
面对国家存亡大事，个人生死不过是小道，自己一介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也可以以命相搏，荡平世间险恶。
不久后，孔祥熙被迫下台，宋子文接替了他。
然而，四大家族乃一丘之貉，宋比孔有过之而无不及。
傅斯年又一次将“炮口”对准了宋子文，连发三篇文章，痛斥他的恶行。
一时间群情激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宋子文也唯有请辞。
只凭一己之力，便赶跑了两任行政院长，傅斯年的勇气不可谓不大。
尽管，在其他人眼里，傅斯年把精力浪费在了政治争斗上，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并无精进。
可身处乱世，他比其他人看得更通透，与其做不谙世事的“学问家”，不如挺起腰板，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实事。
也正是因为他的勇敢与热情，才给那个混乱的时代，带来一丝真相与光明，给虚弱的民众带来一份力量与勇气。
所谓骨气，便是道之所在，义之所趋，纵然面对千难万险，也要义无反顾，无惧无悔。
为教育
正邪不两立，气节安可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南方，教授们便想重建北大。
当时局势混乱，各派系间矛盾不断，北大重建容易，可关于北大校长的安排，却成了棘手的问题。
当时的北大，已不负“自由之风气”，自从北平沦陷，大批爱国师生逃亡南方，留在北大的，只剩些汉奸文人。
若是威信不足，学识不够的人，不足以震慑北大；而学识，能力皆有之人，却怕出力不讨好，最后惹火上身。
眼看北大复校在即，众人却依旧争论不休，傅斯年决定，暂代北大校长一职。
别人不敢做的，他来做，别人不敢得罪的，他来得罪。
只要将困难解除，把天下扫清，为中国读书人铺好道路，哪怕罪过加身，又有何妨。
他要做的第一步，便是解决这些北大的“伪教员”。
他一上任，便发出公告：“北大复校，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更何况朝夕相处。
听到此消息的伪教授们，恼羞成怒，开始调动所有的力量，逼傅斯年妥协。
他们先是以硬相抗，集体罢课，又联合向政府请愿。
见傅斯年毫无动摇，便开始放下身段，叫苦鸣屈，或登报辩解，或找人求情。
有人劝傅斯年，都是一个圈子的人，树敌太多，将来要吃亏的。
可是傅斯年就是软硬不吃，他直截了当道：
“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对于民族大义的事情，傅斯年是当仁不让的。
当然，傅斯年也并非“六亲不认”之人，面对学生，他却是极力维护。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此时的北大学子不过是因时代问题，误入歧途，正需要如今的教育予以纠正。
在傅斯年主持北大的短暂时期，北大风气，为之一振。
其实，傅斯年觉得，知识分子就应该有学者的脊梁，文人的气节，就应该是不屈从、不低头的。
如果只考虑保全自身，而不考虑家国名节，那这样的人，哪怕学问再高，学识再广，又怎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中国从古至今，文人儒士，都把气节看得比命还重。
因为这份气节，传承了五千年，是中国人的根，也是中国人的魂。
为正义
宁愿争而死，不愿默而生
在世人眼中，傅斯年更像是文人中的“莽夫”，上骂祖宗，下怼权贵，无人敢撄起锋芒。
有人说他太过固执，不懂圆滑，可对他来说，所谓血性，所谓气节，不正是在他人越过自己的底线时，传递一种决心，释放一种力量。
在那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为下者麻木沉默，苟活于世，为上者餐尸素位，为富不仁。
正因为如此，傅斯年才更要不畏强权，发出“震耳欲聋”的正义之声。
他一生从不为自己而争，而是为捍卫学术的尊严而争，为守护世间的公正而“开炮”。
也许这条路很难走，但他就是要在这“四面楚歌”的境地中，闯出一条光明通透的道路，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刻，也绝不退缩。
正如《堂吉诃德》中说：
“宁可勇敢过头而鲁莽，不要勇敢不足而懦怯。挥霍比吝啬更近于慷慨的美德，鲁莽也比懦怯更近于真正的勇敢。”
也许傅斯年低调些，隐忍些，脾气收敛些，会有一个更好的晚年。
但世间，便会多了一个委曲求全的“聪明人”，而少了一个“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伟丈夫”。
这个世界，从不缺聪明人，缺的是能照亮民族的未来，敢于负重前行的“笨人”。
而傅斯年正是这么一个“理想为上”的“笨人”，一个“千万人吾往矣”的“愚人”。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傅斯年这一生，始终无愧于“五四精神”，无愧于“国士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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