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长城，没有人不为它那刚健、雄浑的壮美而牵动着热血。先秦时，各诸侯国便开始修建长城，秦嬴政一统天下，始修“万里长城”。明朝统治者在原古长城基础上修建的长城更加雄伟壮阔，尤其北京界内的长城，为后来的北京人以“阔大豪迈”为美的审美倾向树立了一个最明显的标志物。
长城影响着北京的文化，也影响着观者的心态。当年，在依附于长城的明人心态中，既有抵御外敌进犯、西北风沙的安全感，也有因长城而产生的优越和自尊。自古文人登高而望多有感怀，站在雄浑之至的长城之上，往往会催生出人们征服自然与超越自我的双重体验，也带有着对长城之美的赞颂和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思考。
比如明代北京著名的文学艺术家李东阳在诗《送唐都宪出镇蓟州诸关》中这样写：“居庸东下接榆关，千尺层城万仞山。秋有桑麻生事足，夜无烽火戍楼闲。帐前貔虎知严令，岁晚风霜识壮颜。略试一方经济手，归来重补旧朝班。”此诗通过描绘长城所处的巍峨山势和城墙的高远之状，表现了和平心态中的长城的静态之美，其中也隐含着在长城的护卫下人民安居乐业，朝官专心从政的满足感。
而明代极具个性的艺术家、诗人徐渭则在《边词》中这样吟咏：“十八盘山去路赊，顺川流水落天涯。真凭一堵边墙土，画去乾坤作两家。”一、二句状写边塞长城的山高水长之景，在高度凝练的写景之辞中呈现出情在景中的深邃意境。三、四句转为历史思考，观长城而引发了诗人关于长城人文价值的叩问：一城相隔，疆土二分，这难道是长城的最终使命？字里行间隐含着诗人关于和平统一、天下一家的期盼之情。
这些体验也逐渐附着在长城之上，愈发成就了长城所蕴含的独特美感。长城之美一言难尽，却能在细致入微的体味之中愈发清晰。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大多数人对于长城的基础印象。住在北京，人们总会带外来的亲友游览长城，一起做一回“好汉”。北京地区的明代长城是长城文化中主要的留存实物。这段长城既保存了古长城的基本样态又因修葺而相对完好，而人们一般所说的“长城”也主要指“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或“居庸关”等处：北京长城几乎囊括了“长城文化”的全部内涵，包括长城的各种建筑元素、古旧残缺的、重建完好的城段，以及不同的历史和审美文化因素。
在通行的“长江”、“黄河”、“龙”、“长城”等大型中国文化符号之中，长城是唯一人工建造而又实际存在的。明成祖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在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夺取帝位。永乐元年（1403）正月升北平为与南京相对应的“北京”，于永乐五年（1407）开始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从此，“北京”的审美文化特征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建构，在建筑美学方面，长城和紫禁城二“城”是两个最大的标志。
北京境内现存长城629公里，其中大多数城段是明代重建的。明代北京长城在北朝长城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改观：第一，明代北京长城将土石材料改为条石作基，砖墙内填土和碎石，墙身加高变宽，更加宏大壮伟。第二，增建关城（如居庸关）、关门、烽火台、屯兵堡、空心敌台等，使长城的视觉效果更为丰富。第三，有赖于明代制砖工业发展，砖墙开始普遍用于各类建筑和城墙，故而在修葺长城的过程中可以外砌整齐的墙砖，使明长城在外形上更为整饬；加之城门、城垛、梯台以及藻井、刻字、浮雕等装饰，增添了精巧细致的美感。
从审美的角度看，长城又与其他亭台楼阁之类的古代建筑不同：首先，即便带有关城、烽火台等“装饰性”的元素、即便长城确实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特征，但它的御敌功用、功利意义非常明显。其次，长城为“城”，却又远离文化繁荣的城市，缺乏城市文化的人文内涵，因此对长城之美的赞誉很难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截然分开。另外，长城之“美”很大程度上只是山河景观的一个构成元素。具有很强的“自然”性质，造成了审美评价内容的相对单薄。长城的建筑风格极为质实简朴，虽然设计构思的含量远逊于其他大型建筑艺术，但长城的审美内涵仍然层次丰富，并因其特性而对北京的气质产生了影响。
中国传统宇宙观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宇宙观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体现为优美（“杏花，春雨，江南”之类的阴柔之美）以及壮美（“骏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之美）。长城的美属于阳刚壮美，以雄伟、刚健、宏大、粗犷为特征，以气势取胜，体现出一种“天行健”的气势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长城的阳刚之美，来源于它外部的巨大的体积所形成的磅礴气势，并以其奇伟、雄险和绵延万里的雄姿征服了无数的瞻仰者。这种阳刚之美对鼓舞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振奋一个民族的精神，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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