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王天有/高寿仙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出版时间:2017-10
ISBN:9787508670027
定价:72元
作者简介
王天有
1944年生，祖籍山西省临汾县，2012年12月病逝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满学会副会长、《明清论丛》主编。著有《晚明东林党议》、《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中国古代官制》、《明朝十六帝》（主编）、《中国历史透视》（主编）、《元明清史》（主编，国家21世纪教材）、《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明代卷》（主编）等，主持点校《国朝典故》、《逆臣录》，发表论文40余篇。
高寿仙
1962年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主任，《新视野》主编、研究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客座研究员等。著有《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人口史》、《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徽州文化》、《中国宗教礼俗》、《天启皇帝大传》（合著）、《中国明代经济史》（合著）等，参与撰写《中华文明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通史》、《明代政治史》、《晚明社会变迁》、《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等，发表论文90余篇。
精彩书摘
明王朝是从1368 年至1644 年，即从14 世纪中期至17 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这时，中国传统王朝社会历经近一千六百年的周流演变，进入了它的后期。明初种种传统发展的极致和中后期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气象，相互交错，扑朔迷离，使明朝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面性格，以致人物的评价、事件的厘清、历史发展的态势，都很难用简单的否定或肯定来标志。
清朝修纂《明史》，自顺治迄乾隆，历四朝，凡九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设馆修史时间*久的一次。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明朝史事颇有不同于前代的内容，加上后世对明朝朝政的抑扬、人物的臧否多意见不一，所以无论在大局或细节上，均需详细的斟酌与探讨。尽管如此，清修《明史》依然错误百出，贻人口实。近代以来，一些所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往往借助于明朝史事进行说教，使明朝历史更被层层云雾围绕，陷入迷蒙。可见撰写一部明朝历史具有相当的难度。好在斗转星移，世人企盼已久的思想解放的霞光正光照大地，明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为撰写《明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笔者不揣学识浅薄，敷衍成文，愿以此就教于学林。
谈到明朝历史，首先要谈王朝的核心皇帝。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共有十六位皇帝，他们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明太宗（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景帝）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明穆宗朱载垕、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庄烈帝）朱由检。这十六位皇帝中，有雄才大略、开基创业的一代英主；也有稳定时局，或从某一方面对巩固明朝基业有所作为的守成之君；然而更多的是平庸之辈，甚至不乏极其腐朽的皇帝。但是明朝毕竟维系了二百七十六年，其间无权臣专政，无后宫外戚之患，更无武臣跋扈、地方割据，王朝的一统局面基本稳固。清代一些史家在研讨明朝历史时，对有的皇帝长期不上朝而王朝权力照旧运作，感到“诚不可解也”，其实这一切都依赖于皇权支配下的政制。为此，本书写作中在注意皇权运作的同时，也给予这种政制较多的关注。这是明朝政治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明朝历史变化之大，是明前各王朝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思潮方面的；推动变化的主因有的源于自上而下的力量，有的源于下层涌动。上下合力，变化加快；上下背反，曲折迂回。总的来说，明朝政治的变化滞后于经济的变化，社会思潮的灵敏性比政治家对改革的认知更是先知先觉。明朝的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在他们即位时颁布的《登极诏》中表示了“除旧布新”或“革故鼎新”的愿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终明之世都没有出现。经济上则不同，明朝创立之初，统治者通过复兴农村经济，建立了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它既保证了明朝前期经济的稳态发展，又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6 世纪以后，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民营作坊增多，国内外市场繁荣，商业资本活跃，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在市场上更广泛行用，这一切都昭示着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中国近代化之路开始起步。明朝的社会思潮前后期有很大变化，前期被官方肯定的传统思想支配着整个社会思潮的动向；中后期传统思想的异化，民间文化的勃发，以及晚明异质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交流在知识精英的推动下有了空前的进展，社会思潮出现了多元化的走向，在排斥与接受的碰撞中，新思想的火花时有迸发，明代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婀娜多姿。故而经济转型与社会新思潮是本书写作中另两个关注较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明朝历史上极具特色的问题。
15 世纪是足以让明朝和世界引为自豪与振奋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人类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了对海洋的挑战，郑和下西洋始于世纪之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完成于世纪之末，此后世界文明开始了从区域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转换，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研究明史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即朝贡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国与国关系的基调是和平的，贸易的原则是平等的。但是郑和下西洋也有局限性，即明初开放仅限于官方层面，对私人海外贸易活动则实行“海禁”。这种局面一直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允准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从此明朝基本抛弃了不现实的朝贡体制，把对外贸易落向中外民间层面。用当时世界的眼光看，明朝总体上是开放的，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明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不可低估。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的重要问题。
明史分期是撰写明朝历史不可回避的问题，见仁见智，可以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或更多的分法。两分法大多以成化、弘治或正德为界分明朝为前后期。三分法则以正统十四年（1441）和万历中期为界分明朝为前、中、后三期。这两种分法时限过大，不易反映明朝繁杂的社会变化。顾炎武是四分法，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歙县风土论》分明朝为春、夏、秋、冬四期：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到正德末嘉靖初，则“商贾既多，土田不重”，“诈争起矣，纷华染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至于嘉靖末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及万历中，“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以至“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沉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顾氏的分期是源于两分法，只是根据弘治以后社会变化加快的现实在分期上更细化了。以上这些分期法都富有启发性，然而却不全面。许师大龄先生在为笔者所著《晚明东林党议》一书写的序中也分明朝历史为四期，立论较为全面，本书基本采用，细节上略有调整。具体如下：
*期为开创期，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这一时期，明朝完成了国土的开发，首都的迁移，省区的划分，中央辅政形式从宰相制到内阁制的转变，各种制度和法规的建设，从而一个统一的和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了。经济上从鼓励农民归耕，到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和无粮白地（即不纳税的土地）的出现，为此时农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明史?食货志》云：“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一评论并非虚妄之言。正是有了经济做后盾，才可能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惊世伟业。此外，思想控制比前代加强，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并为有明一代的主流文化。
第二期为腐化期，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这一时期，皇族腐化趋向日益严重，在经济上皇族地主大肆侵田占土，皇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皇族地主腐化于前，缙绅地主紧随其后。加上国家赋税庞杂，差役繁多，新添有金花银、均徭、加派等名目，社会矛盾激化。土木之变反映出国家军事实力的下降，对边区的管辖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前有南宫复辟、曹石之变，后有朱宸濠叛乱。此时思想领域也发生变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趋于保守，在学术上丧失了创新精神，心学随之兴起。
第三期为整顿期，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转型加快，各种制度和风俗也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逐渐形成。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俺答封贡。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明朝是当时世界白银行用的*大市场。这些整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成效。
第四期为衰敝期，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继续发展，社会转型与王朝的腐败俱加快了速度。在农村，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农民起事、佃农抗租、奴婢索契以及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已形成一股股的潜流。在城镇，商人罢市、手工业工人齐行叫歇，也并非罕见，特别是万历中期发生在全国的新兴市民阶层反对矿监税使的风潮，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万历“三大征”虽然令明神宗陶醉，但是王朝的躯体已被掏空，皇族的腐败犹如一个大染缸，再也培育不出中兴之主。东林党议是统治者已无法维持正常统治的标志，明朝的灭亡不可避免。但是思想界在这“天崩地坼”的时代焕发出勃然生机，与传统相违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西学东渐与晚明几大科学家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远迈汉唐，同时也为满族的兴起培育了土壤。努尔哈赤年长明神宗朱翊钧四岁，早死神宗一年有余，可以说二人是同时代的人。未来王朝的更迭，从二人的对比中似可见端倪，故史家有“明亡实亡于神宗”的慨叹。但是明朝在民心上并未输给后金（清），历史告诉我们史事并非总是按照“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轨迹运行。这在以后的南明史中会得到印证。李自成为明朝画上了句号，国家权力却被清朝所接替。明朝留下的*大遗产，就是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任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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