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史111-120

中国行政史111-120

　　111、幕僚长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的一种机关工作制度。国民政府把机关工作分为政务工作和事务工作，主管长官着重负责政务工作，而常务次长、秘书长、主任秘书、支部书记等官吏则着重负责工作。这些负责事务工作的就称为幕僚长。提倡幕僚长之目的，是要各级幕僚长负起责任，不要事事推给主管长官，妨碍主管长官对重要政务的筹划与处理。但由于幕僚长负责制与行政长官个人集权制是矛盾的，这就决定了幕僚长制时行时的命运。

　　112、以党透政：是战后国民党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所推行的工作方式。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凡本党决定的政策，由党部提交同级政治委员会决定后，命令从政党员于政府中制定方案，作为施政的依据，并检查其成效。同时，在民意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员中遴选若干人，组成党团，指导执行党的决议和各项方针政策。

　　113、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在人民解放区总部、军区及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下，新收复的大城市军事管制期间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在肃清反革命势力，安定社会秩序，帮助建立人民政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14、简述秦汉中央政府的行政监察制度？

　　（1）秦汉初年，御史大夫是中央最高监察官员，既掌管监察，又担任副丞相。这时的监察权和行政权胶着在一起，副丞相的身份使御史大夫也受丞相的统制，并未成为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政治实体。御史大夫的属官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御史丞相为首，在御史府协助御史大夫处理政务，二是以御史中丞为首的设于宫内的部分官员。从职责分工来讲，御史丞侧重于协助处理御史大夫副丞相职务的事项及施政过程的行政监察，御史中丞则分管皇帝直接交办的监察工作。

　　（2）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宰相制度的变更也使监察组织发生变化。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后，不再担任监察的任务。与此同时，专门设立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御史台。御史台虽名义上仍隶属于少府，但实际已独立执行监察的职能，这标志着监察权开始同行政权相分离。御史中丞纠察百官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督部刺史纠察地方官员，二是通过侍御史、殿中执法纠察中央官员，三是通过公卿奏章，纠察百僚。

　　115、简述清朝议政的会议形式？

　　清朝议政的会议形式有议政王大臣议、廷议、九卿议、阁议等。

　　（1）清朝前期，由议政王和议政大臣组成的议政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事，这是氏族制度残余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反映。清军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仍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其中枢决策的功能。康熙前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达到顶峰，但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守旧势力的代表，康熙亲政后，深感这种议政制度严重削夺了皇权，便通过裁减议政人员人数和缩小议政会议的职权范围来冷落议政大臣会议，先后以南书房、内阁作为皇帝议政章诏的工具。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完全衰落。

　　（2）清朝对一些涉及面广或业务性强的重大政务，常召开廷议和九卿议，也可以奉行阁议。清朝廷议通常由内阁大学士、都御史、亲王参与，如所议涉及军事，正、副都统，将军皆可作为廷臣参加会议。凡专门问题或涉及廷臣本身之事而不便令廷臣自行研究的，则下九卿议。清朝九卿指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有时皇帝为求慎重，先将某事交六部某部研议，然后再将某部拟议的方案下九卿再议。

　　此外，凡有大政还可交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奉行阁议。以上廷议、九卿议、阁议的结果最终由皇帝独断。

　　116、簡述1947？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後與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同及其性質？

　　（1）1947年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与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有如下三点不同：

　　①扩大国民政府委员的职权。

　　②吸引部分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号称是‘多党政府’、‘联合政府’。

　　③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根据国务会议的决议，对行政事务‘负全责’。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并没有削弱。

　　（2）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由训政达到宪政之过渡期间’的政府。虽然吸收部分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但并未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政体。

　　117、简述1948年，‘行宪国大’后，南京政府的行政决策体制？

　　1948年‘行宪国大’召开后，由于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南京政府的行政决策体制和决策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1） 总统处于行政决策中枢地位。从形式上看，‘宪政时期’南京政府的中央行政体制为责任内阁制，而不是美国式总统制，但宪法同时给总统独裁留下了充分的活动余地。同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还赋予总统以‘不受宪法有关条款限制’的紧急处置权。

　　（2） 行政院的决策。行政院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有大量的决策活动，决策均由行政院会议作出。但是，行政院的决策多带有技术性，是为了总统或立法院提供方案和建议，供总统或立法决断。

　　（3） 国民党对行政决策的控制。宪政时期，国民党已‘还政于民’，理应不再干涉行政事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蒋介石任总统期间，一些重大决策均可以总统名义作出，而不必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出现。但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没有总统名议的遮掩，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政府的人事权、军权指挥权、财政权和行政权。

　　118、简述为解决政权建设迅速发展和行政干部严重不足的矛盾，人民民主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结合民主选举，大量选拔工农积极分子，充实各级基层政权。

　　（2）从军队中抽调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新解放区担任行政干部。

　　（3）通过增设副职，为夺取全国政权储备干部。

　　（4） 通过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和培训班，为新政权培养和造就干部。

　　（5）争取和改造旧政权人员，特别是旧政权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以解决新政权建设的需要。

　　（6）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民主政权，发挥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19、试论西周王朝的行政决策与联络方式？

　　由于西周王朝是等级君主的国家结构，在行政决策与行政联络上分为上下级纵向的行政决策与联络和平级间的横向决策与联络两种方式：

　　（1）纵向的行政决策与联络

　　纵向的行政决策，指中央朝廷、诸侯和卿大夫小朝廷的层层行政决策，其共同特点是实行君主专制，即最后决策权由君主儿独掌。

　　中央朝廷行政决策的最后决断权掌握在周天子或其代理人手中，其核心精神是国务由一人裁定以示天下一主。决策地点除朝廷以外，还可以在宗庙、效野、军旗以及巡狞之地。参加决策会议的人数亦无一定限制，通常是辅贵族，由他们协助王作出决策。涉及四方诸侯的事务，常要利用‘巡狞’或‘朝觐’待礼仪形式，在征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祭天的仪式将政令加以发布。

　　巡狞是周王在效外设坛召集各方诸侯对重大问题朝廷谋议，发布政令的会议形式，朝觐则是诸侯定期朝见天子并向天子述职的一种礼仪。涉及个别国家的问题，天子可在述职后立刻决断。如有涉及多国的共同问题，则在朝觐后奉行‘殷同’之礼，即天子带领诸侯群臣在效外设坛，经协商后向诸侯发布政令。诸侯与卿大夫间的决策与联络方式大体与此相似，上级对下属均有巡狞之权，且其巡狞范围依其实力而定。

　　上下级的纵向联络除巡狞、朝觐的述职以及天子发布政令这种直接联络沟通方式外，还可间接联络沟通，即由天子派使臣慰问诸侯，或诸侯遣使臣朝见天子，称为聘。

　　（2）横向的行政决策与联络

　　诸侯之产是、卿大夫之间的联系与决策，按照‘朝会’、‘聘问’等礼仪形式进行。

　　朝会是诸侯间直接拜访，细分为‘朝’和‘会’两种形式。朝指诸侯国君彼此到对方宫廷去拜会，会则是诸侯彼此在国都之外的效野拜会。无论是朝还是会，各方君主均可达成某些协议。此外，还要奉行一种在神前发誓的杀牲饮血议式，称为‘盟’。会盟成为西周时期诸侯之间、卿大夫间进行决策的重要形式。

　　朝会乃是一种直接沟通方式，另有‘聘问’这一间接沟通方式，即诸侯派使臣互相访问。其中‘问’是一种小聘，礼节规格不高，可随时奉行。大聘称‘殷聘’定期举行，且礼仪隆重。诸侯通过聘问达到沟通感情，协商关系的目的。

　　120、试述近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尽管近代中国行政管理走过的是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但其改革和进步的趋势仍然清晰可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清晰度越来越明显，最后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翻开了中国行政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 旧的管理体制已经崩坏，改革成为时代潮流。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原有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甲午战争后，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旧的行政体制又得到较大范围的改革。但是这次改革的成果与变法运动一起很快被顽固派扼杀了。在随后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中，传统的行政体制在保证皇权至上的前提下，又作了尽可能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装潢门面，却也显示出历史进步的不可抗拒性。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将行政体制改革大大地推进一步。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确有许多新的东西，行政体制是新的，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是新的，行政管理的思想和原则也是新的。所有这些，都给以后历届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历由统治地位的政府尽管并没有认真按这些新的东西去办，有的甚至又重新举起帝制的旗帜，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得打着这些东西作为招牌，并不断地对旧的管理体制作些修改和改革。因为改革已成为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改革，不仅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将会被历史潮流所吞没。

　　（2）新的社会因素逐步壮大，行政管理日趋民主化和科学化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无民主，而受封建主义压迫，长期的闭关自守导致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但是，近代中国毕竟不同于古代中国，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新的社会因素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中逐步成长起来：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形成，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再加上世界大潮的推动，中国社会终于跨入了近代化的门坎，国家行政管理也日益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行政体制方面，自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国家行政机构从名称到职能都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孙中山确立的总统制、内阁制、国会制形式，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等政权组织原则，以及权力合理配置、职能合理划分等管理思想，对后世行政管理都有很大影响。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以高扬孙中山民主共和国的旗帜，鼓吹通过军政、训政达到宪政，最后实现孙中山‘还政于民’的民主政治理想而号召的，其中不乏虚假和变形的成分，但在形式上确有一些新的色彩。

　　在施政过程方面，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被推翻，延续了几千年‘干纲独断’、‘腾即国家’的寡头决策体制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委员会议制。尽管实际运用中常常变形走样，但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先兆。

　　在人事行政方面，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终于结束了已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以‘八股取士’为中心内容的科举制度，为人事管理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国民党统治时期，考试院的成立和公务员制度的出台，标志着人事管理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为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近代中国，政权林立，进步政权和反动政权同时存在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在这诸多的政权中，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异军突起，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行政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行政管理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而且代表了近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为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