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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龙:我非常赞成社会科学的变异性观点。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希望为社会寻求有普遍价值的共同规律。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希望去印证一些已经有的规律,或者用 自 己的资料与经验来给世界提供一些新的观点,让其他国家或社会也能获益。怎样处理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关系呢?
谢宇:我觉得并不矛盾。第一,方法可以是普遍的、科学的。研究社会现象,不存在中国式的方法,或者是美国式的方法;第二,普遍适用性是理论的基础,指其思维、逻辑,而不是某种现象的结论。一方面,结论和规律可以变,譬如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时间下,各有差异。但其原因在理论上的探讨,应该相似。另一方面,具体的问题,以同样的方法、背景考虑,量化研究后可比较双方差异的具体表现,从而收获规律。例如,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比较了中美收入不平等,最后发现教育、种族或民族的影响因素,两国差异不大,但地区因素(州或省、农村与城市)的影响两国差异却很大。这说明实证研究可以用相同的方法、理论去实践具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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