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历史角落里的孤寂芬芳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阴雨绵绵的清明节，那骑着牛的牧童，还有那空气中隐隐的酒香，略带忧伤的画面背后，未曾谋面的杏花村如此恬静神秘。在长春的历史深处，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那里太美太梦幻，平民百姓去过，不懂自然之美的俄兵去过，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也去过……

长春园林绿化业的正式起源

       19世纪末的长春，“除居民庭院略有树木花草以外，就是长春厅衙门、早期建成的寺院庙宇和书院中有为数不多的树木。城内街路绿化没有规划。”那时，长春有一条知名的天然溪水——黄瓜沟，两岸有几个村落也随溪水取名。黄瓜沟上游有一处地方，溪水虽不大，但地形起伏耕作不便，只能生长一些耐涝的树木。从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开始，村民刘殿臣用5年的时间在这块荒地上，建造池塘、栽植红藕，遍种适应长春气候的杨、柳、榆、杏、李、樱桃等乡土树木。因为此地为坡地，所有树木需要灌溉抚育，这里又被起名为灌园！灌园种植最多的就是杏树，杏花在枝头开得肆意灿烂，一朵接一朵，一枝荡着一枝。毗邻村屯也跟着大为增色，于是这里又被人们通称为杏花村！

       刘殿臣虽为一介村民，但深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灌园虽是自己所有，却从不对乡邻吝啬，但凡爱花、惜花之人皆可来游。刘殿臣修建杏花村时，本是依着周围环境起伏和个人对美的理解建池种树，却不想他锄下的杏花村却无意中成为“长春园林绿化业的正式起源”。

俄人入侵王昌炽重修杏花村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小小的杏花村就这么花开花落地过了许多日子。

       1900年，沙俄借口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以保护侨民与铁路为由派遣大批俄军进入东北，当时的杏花村也被占用。入侵的俄军以骑兵为主，他们在杏花村砍树、拴马，杏花村内“榆、柳、樱、杏，半斧作薪，水泉枯竭，莲藕枯败。”

       好在王昌炽来了。1901年，湖北江夏人王昌炽就任长春府知府。这是长春历任知府在任最久的，在长春期间颇有作为，很受百姓爱戴。一日，王昌炽经过杏花村，见杏花凋残，惋惜之余“乃捐廉俸，购归官有。”在王昌炽的手中，杏花村和当时的长春一样，又焕发了昔日的生机。榆、柳、杏、樱桃等树木重新被补栽种植，干涸的水塘被注满了清亮亮的溪水，复种的菱角、莲藕与岸边杨柳相映成趣。水池南面，筑一茅亭，古朴雅致以备游人休憩。为了让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公余”时“游宴”，王昌炽在黄瓜沟北岸盖了房子，房上挂有“课农山庄”的匾额和一副对联，上联为“倚云枝艳，映日花娇，于此间游目聘怀，得少佳趣”；下联为“新月镰腰，斜阳笠影，看遍地男耕妇馈，求通民情。”历经苦难的人们重新在杏花村聚首，淡淡的花香抚慰着心灵上的沟壑。

       重建杏花村之后的1903年农历五月，王昌炽的幕僚秋元朗撰写了《杏花村记》，由另一幕僚史菡书丹，立了一块石碑。碑文详细记录了杏花村兴建之初到俄人入侵、王昌炽重修的过程。杏花村购归官有后，失去家业的刘殿臣被官府雇佣“司培溉扫除之役”，和心爱的杏花村相依相守。

溥仪与杏花村的不解之缘

       多年后，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沾了一身杏花雨。那是1932年3月的事儿，日本人在长春进行伪“满洲国国都”的城市规划。满铁经济调查会和“伪满洲国”的“国都建设局”共同制定计划方案。双方在溥仪的“执政府”（也就是后来的“皇宫”）位置上产生了分歧。“满铁”主张把它放在南岭，“国都建设局”则提出建在杏花村。直到这年的11月，最终确定将“执政府”放在杏花村。杏花村从此与溥仪结下不解之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临时“天坛”位置就在当时杏花村的西南，所谓的“天坛”不过是一个圆形的大土堆，是用冻土块堆成的。

       溥仪的“皇宫”在1938年9月10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原本计划8年建成的“皇宫”，到了1943年，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物资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更为紧张。溥仪宣布把“皇宫”工程储备的金属材料“献纳”给日本。这项工程也就随之停工，而且就此结束了！

长春有过两个“杏花村”

       据介绍，杏花村现在的位置与文化广场北侧的御花园同心，不同历史时期，两者或大或小，但中心位置相同。

       1933年，长春建了一座白山公园。《长春市志·园林绿化志》中说：“1993年，长春市政府决定改造建设白山公园，并在公园北侧开发建设仿古建筑一条街，将白山公园更名为‘杏花村’。”这模糊了很多人的概念，于是每提起刘殿臣的“杏花村”，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杏花村”，然而此“杏花村”真非彼“杏花村”。

       不过两者也并非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年刻有《杏花村记》的石碑，原来立在杏花村西北的高岗上，《长春市志·园林绿化志》有载：“在1938年时，被日本人搬迁到东民主大街东侧的原白山公园。解放后，由于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白山公园西段逐步被占用，碑石一度存放在长春市体训班院内。1992年重新立在白山公园东南。前后两次东移，距离碑原址已有1.5公里。”

                                                                                              作者：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