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宁欣：从《清明上河图》看城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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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虽然只是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河虹桥一带的场景，却堪称中国古代城市都市画的经典之作。如果再加上北宋遗老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开封的繁荣与开放一览无余。但北宋开封城的奠基者，实际上是五代后周的世宗柴荣。由此也引起我们的联想，从唐到宋，城市面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这讲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坊市制度的松弛

唐朝，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雄伟的长安城内外三重城墙，面积84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西安城城墙面积的九倍还多。宫殿、官署都被围在宫城和皇城的高墙之中，坊区排列纵横有序，被南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十一条大街分割成棋盘状，市区则被固定在东西两区，有墙隔断，与坊区分开。

唐朝长安城是三重城，第一重城是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另有太子的东宫还有掖庭宫，也就是后宫；第二重城是皇城，皇城就是中央官署所在地；第三重城是外郭城，上面说的84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是整个三重城的面积。外郭城中的坊区是居住区，市区为商业区，规定一切商业活动都在市区进行。

严格的坊市制度还体现在城市的管理方面，城门、坊门、市门的开启和关闭都有统一规定。早上，宫城南门承天门的鼓敲响后，其他的街鼓也依次敲响，城门、坊门、市门都依次开启，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傍晚，承天门的鼓敲响后，其他街鼓又依次敲响，各个门又都依次关闭。夜晚实行全城宵禁，金吾卫负责巡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坊市制都很严密，这是统治者理想的管理模式。但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增加，人口流动的频繁，封闭性的管理逐渐不能适应城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坊市制在达到高峰后，也必然走向衰落。

（唐长安城）

生活在唐后期的诗人王建所写《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和张祜（hù）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两首诗，已经透露了不少信息。与坊市制有关的，就是扬州夜市和十里商业长街。诗人生活的年代离唐朝的灭亡还有半个世纪左右，坊市制度已经松弛，但还没有废止。

我们知道，按规定，晚上城门、坊门、市门都要关，还规定商业店铺只能开设在市区，普通居民住宅、商铺都不能对街开门，特例是三品以上官贵和官署寺庙才允许对街开门。扬州作为南方城市发展的最典型代表，有繁盛非凡的夜市，有开放的十里商业长街，显然已经突破坊市制度的禁令。即便是制度本应最森严的长安城，唐后期也有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如晚上街鼓敲响后，有很多居民还在街上行走、游逛，坊门并没有及时关闭。再如，一些繁华地区的坊，也有商业性的酒店茶肆等，并且通宵营业，“昼夜喧哗”，甚至盖过当时长安东西两市。再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作品长篇传奇《李娃传》，就描述了东西两市的商家在长安的最主要街道——朱雀大街上举办声乐比赛的盛况，其目的当然是为商业竞争。可以说，对坊市制的松弛和突破至少在唐后期已经开始，尤其是南方经济和商业比较发达和繁荣的城市。

开封城的改造

后周世宗柴荣对开封的改造，则从高层上开启了制度方面的变革。

后周取代后汉后，仍然定都开封。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东京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四月的诏书中说：“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也就是说，原有的旧城已经无法容纳需要安置作为都城所必须设置的百司官廨、军队营房、官民住宅，而且大量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加剧了包括住房和租房在内的空间的供需矛盾。改造和扩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周世宗柴荣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是皇帝理政和皇帝以及后宫居住之所；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20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40多里，比原州城扩大了约四倍，还拓展街坊，种植树木。周世宗对开封城的扩建和改造有几点非常重要：

一是城市布局重心的变化：由唐长安城的中轴北靠转变为中心与重心合一。周世宗扩建后的开封城也是三重城布局，但依次由内而外，宫城位于外郭城的中心稍偏北。这个变化，奠定了此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北京城的都城布局。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故宫博物院）作为“大内”，位于全城的中心，而唐朝的长安的“大内”宫城是中轴线靠北的布局。我们只要查阅一下唐长安的平面图就知道了。

二是外城扩建时只是预先规划出道路、街巷、官署、军营、仓库等，立标识，其他空地任百姓营造。其中的“任民营造”很关键，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对市场的规定，表明严格的坊市制度至少在制度上已经被打破，虽然此前很可能早就没有严格实行了，但在空间上的正式打破应该以周世宗的这个规定为起始。整个城市就活起来了。长安的第二重城是中央官署集中所在的区域，开封城的第二重城，虽然主要官署也集中于此，但民宅、商铺、寺院都混杂在一起了。除宫城相对封闭，里城和外城虽然有新旧之分，但官署、民宅和商业店铺，已不像唐长安和洛阳那样有严格的区域，往往混杂。如著名的大相国寺就在里城的东南，而且是全国性的批发零售市场。

寺院？市场？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大相国寺的繁华：

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

可见大相国寺庙会的空前盛况，到这里来做买卖的不但有大小商贾、普通市民，而且还有小手工业者、官吏、寺观的道土、尼姑等等。庙会期间，大相国寺人山人海。

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二描述大相国寺，仅“中庭两庑”就“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于此。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空间里“任民营造”，没有对市场的限制，全城都是大市场，临街设店，全民经商，大相国寺这个具有皇家寺院性质的大寺院，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批发零售集散地。

（今天的大相国寺）

史书上记载北宋开封的主要道路只有30米宽，还经常被临街店铺的“侵街”行为所蚕食，即经营活动和设施侵占街道的空间，皇帝出行的仪仗队都要压缩规模、收拢队形，否则会有普通百姓混在其中，有失威严。

（北宋开封城）

周景起楼

由唐入宋，都市的发展不仅是平面空间的拓展，立体空间的扩展也不应忽视。周世宗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往往被忽略，就是“许京城民居起楼阁”，正是适应了都市立体空间扩展的需要。

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周世宗显德年间，派遣大将周景（威）疏浚汴河，以利将江南的物资运到京城。周景比较有经营头脑，想到了如果汴河一疏通，通航无阻，一定会有江淮一带的巨商往京城运货运粮，大量货物运抵开封，储存就会成为大问题，于是周景就向周世宗建议，下令让京城百姓沿汴河栽种榆树柳树，建造台榭，以使京城更为壮丽。周世宗当然同意了，于是，早有考虑的周景率先应诏，在流入开封的汴河的冲要之处，临河建造了十三间楼，也有记载说是建了十二间楼。汴河疏浚通航后，周景利用所盖的楼为商人运货的储存之处，每年的收入以万计。周世宗曾经在楼正施工时路过，得知是周景所为，很高兴，还赐酒犒赏。《玉壶清话》的作者认为周世宗只知道周景盖楼为响应号召，没有想到他的目的是用作经营以求获利。周景盖楼今天看来是平常之举，当时可是意义非凡。

（*《渑水燕谈录》卷9作“周景威”，据《宋史》卷268《周莹传》当作“周景”， 可能初名周景威，后因避后周太祖郭威名讳而改名。）

一是周景所建的楼群，“踞汴流中要”，直接面向水道建商业用房，突破了京城（坊市制度）不得临街造舍的规定，平面空间的拓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是皇帝正式认可民宅商用起楼，此后，楼的逐渐普及，使都市的吸纳力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进一步得到立体拓展；

三是周氏起楼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是位于旧宋门附近的汴河岸边，旧宋门是城内四条主要“御道”的枢纽处，西向与里城“中心市区”——州桥连接，东去直通外城新宋门，还可通过汴河出东水门，东水门又称扬州门，淮浙巨商正是由此道运粮入京。由此，占尽商机无限，才有“岁入数万计”的丰厚收益。北宋时“十三间楼子”即周景所建之楼群，仍是京城名楼，一直到北宋末年尚存。

后周汴州城，酒楼（肆）茶楼（肆）已经很普遍，周景起楼获得周世宗首肯和赞许正是在扩建外城，以适应都城建制的需要和外来人口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周景起楼主要是用来经营邸店。他所建的邸店建在繁华地区和交通要道，又起楼而向立体拓展，成为突破坊市制度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周世宗修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来解决“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外来经商务工者及流动人口，非不知周景所为，即使“巨楼”刚建成时不清楚，事后也不会“不悟”。

坊市制的终结

宋太祖赵匡胤时下诏开封府不得禁止夜市，终于从法律制度上终止了坊市制规定的商业经营活动的时间限制，与周世宗的“任民营造”形成首尾呼应之势，把坊市制推下了历史舞台。此后，坊的名称还在使用，但只是城内居民小区的称谓和区位标志，也可能一些小区还会有墙和栅栏等设施，但已经不再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了。

空间和时间的突破，使得坊市制最终走向街市制，才有了我们看到的《清明上河图》上临街林立的店铺，街市、桥市熙熙攘攘的人群，桥下川流不息的商船，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世间百态。

如果《东京梦华录》描绘的不是梦境，而是真实场景的话，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北宋东京开封府，就如同《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一样，临街店铺林立，街市、桥市、瓦市、庙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到夜晚，又是一番风景，少男少女从外城的南薰门一路南行，一路走一路吃，可以不重样地吃到里城的朱雀门。东区的马行街，各种烧烤摊烟雾缭绕，油香四溢，夏季肆虐的蚊虫，都消失了踪迹，因此有“马行街无蚊”的记载。再回看一下《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文与图相映成辉，五代的经营、重建和开拓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钱王治杭州

再如吴越国钱氏据守杭州近百年，钱镠对杭州城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因此有人把五代十国列为杭州城市的定型时期。杭州在隋朝为钱唐郡，后才改名杭州，并非最主要的中心城市，当时的中心城市是苏州、扬州。“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苏州也是“十万人家如洞天”，经济发达，人口繁盛。当时，杭州人口有记载的15380户，七八万人。唐后期，杭州已有显著发展，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唐朝末年，公元887年，钱镠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也正式开启经营治理杭州的历程。

钱鏐的主要功绩是三项：

一是增筑杭州城，唐末时，坊市制已经解体，吴越时坊巷制、街市制已经取代了坊市制，即按街巷分地段的类似社区的聚居坊市组织社会生活与进行城市社会管理。集中市制变为行业街市成为骨干，遍布全城的商业网，瓦子、茶楼、酒肆都是商业网上的重要节点。现在我们能看到南宋杭州城的复原图。在钱镠对杭州城两次扩建的记载中，对城内的坊市管理有什么规定，没有看到。杭州城内河道纵横，河桥众多，现在能看到的南宋杭州复原图，不仅城内商铺林立，桥市、街市、河市繁盛，城外的西湖区、环绕杭州的十八个卫星市镇、城外众多的瓦子、城外与水运相连的粮食等批发市场，都表明城市只能是越来越开放，没有什么坊市制的痕迹了。甚至百官上早朝，在和宁门外站班时，都被做早餐生意的摊贩挤兑得无处下脚了。

二是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钱塘江边农田屡受潮水侵蚀，修筑海堤时也因为潮水汹涌多次都不成功，据说有人断言是潮神作怪，钱镠就在阴历八月十八日（潮水上涌的时节）安排一万名弓箭手，当远远望见一条白线飞速涌来，即命万箭齐发，射向潮头，只见潮头居然弯弯曲曲呈之字形掉头而走，瞬时间踪影全无，江水平静如故，海堤也就顺利修成。这段江又名为“之江”。捍海塘是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石塘也具有蓄水作用，所蓄之水可以灌溉江边万亩农田。被称为“钱氏石塘”，能有效抵御海潮的冲击，不仅保护了城区免受潮水破坏，也使得扩建城区的工程得以完成。

（钱王祠壁画·万箭齐发）

三是疏浚西湖。西湖水道壅塞，是历史遗留问题。大诗人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就曾疏浚西湖修筑捍湖堤。钱镠对保存西湖做出了卓越贡献。宋人毕忠珣写的《幕府燕行录》记载，有个术士告诉钱镠，正常情况下，吴越国的国运大约不过百年，但如果你填平西湖，扩建都城，国运可增十倍。钱镠回答说，百姓依靠西湖水饮用和灌溉，填了西湖就断了百姓的生路，历史上哪有一个天子能维系千年的？于是保留了西湖，根据地形地势进行改建工程，因此，杭州城逐渐形成腰鼓形，即南北两头比较宽，中间类似腰身的部分凹进去，恰似腰鼓。钱镠晚年时，僚属们盛赞当时的杭州“邑屋繁会，江山雕丽，湖海形胜，为天下稀有”，认为都是钱镠经营数十年的功绩，钱镠自己却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如果能够造福于大家而使自身受损，我不会感到惭愧。看来钱镠对身后的评价还是很有信心。因此，他不仅没有填平西湖，还专门设置撩湖兵千人，负责西湖的日常维护，清理淤泥和水草，引湖水与运河相通，使得西湖具有灌溉和游览的两大功能。钱镠虽然有很多暴虐之举，但后人仍然记得他不填西湖为百姓造福的贡献，后世文人除苏东坡外，还有很多歌颂他的诗文，至今西湖边上还建有钱王祠。

（钱王祠壁画）

打破坊市制的杭州，在钱氏三世五王的近百年治理下，左江右河，交通便利发达，随着江南运河的通航，杭州成为运河终端、水运中心与对外交流中心。又发展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成为东南最富庶的地区。

南宋之所以选择杭州作为都城，也是自唐后期到五代以来杭州经济、文化发展，并非一味偏安；经济繁盛，交通发达，人文荟萃，也是重要的原因。

又有南宋遗老吴自牧写的《梦梁录》专门描述南宋杭州（临安）的繁盛，实可与《东京梦华录》并称姐妹篇。杭州的发展与繁荣起步于五代，钱氏功不可没，只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历史记载太少了。这一讲，主要讲述唐宋城市发展过程中，五代的开封和杭州，作为南北两个重要的点，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从中可知五代不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还是一个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时期。

第八讲复习课

你好！宁欣老师的第八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唐朝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管理在空间和时间上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增加，人口流动频繁，封闭性的管理逐渐不能适应城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唐后期，坊市制开始松弛。五代时期，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汴州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后周世宗柴荣对汴州城进行了改造。首先是大幅扩建，其次是将城市布局的中心与重心合一，三是外城扩建时“任民营造”，除宫城相对封闭外，官署、民宅和商业店铺往往混杂在一起。再就是“许京城民居起楼阁”以适应都市立体空间扩展的需要。

宋太祖赵匡胤时下诏开封府不得禁止夜市，与柴荣的“任民营造”首尾呼应，把坊市制推下了历史舞台。

唐末五代时期，吴越钱氏据守杭州，其中钱镠对杭州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人把五代十国列为杭州城市的定型时期。钱镠对杭州的治理，首先是扩建杭州城。扩建过程中，不再有坊市制的痕迹，促进了杭州城商业的发展。同时，钱镠通过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疏浚西湖，不仅解决了水患，而且促进了农业、水运的发展。打破坊市制的杭州，在钱氏三世五王的近百年治理下，成为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后来南宋建都杭州，并非一味偏安；经济繁盛，交通发达，人文荟萃，也是重要原因。

在从唐到宋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五代不仅是过渡时期，还是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时期。

这就是本节课的要点，谢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