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之后，治理短板怎么补？|2018.11.1

扫黑之后，治理短板怎么补？

8月30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10名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逃人员，此前已列入广东警方追逃名单的姚雄波名列其中。在公安机关的政策施压和缉捕攻势下，姚雄波次日上午就在汕头投案自首。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广东近期不仅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而且挖出了不少涉黑涉恶腐败“保护伞”，并借此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实招提升基层治理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从根本上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高压扫黑清理基层污垢

以姚雄波为首的涉黑恶团伙在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坝头片区为非作歹近10年，警方已破获该团伙实施的38宗案（事）件，目前已有18人因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查明，2014年和2017年，姚雄波两度插手村居选举，先后扶植其两个弟弟担任村委会主任，以达到把持基层组织、侵占集体资源的目的。

“向基层组织渗透、控制村居两委，把一些马仔扶持成村干部，实现控制村居土地、项目等资源的目的，这是广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面临的新特点之一。”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政委梁瑞国说。

对此，广东着力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清除侵蚀基层组织的黑恶势力。除姚雄波黑恶势力团伙之外，广东警方今年上半年还打掉梅州梁某、清远陈某等“村霸”黑恶势力团伙，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这也让广东社会治安环境愈发好转。截至8月下旬，广东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刑事立案等数据分别同比下降18.3%、11.7%、11.3%。以毒品犯罪为例，国家涉毒重点整治地区陆丰（汕尾下辖县级市）今年以来都未在当地发现制毒窝点。

“甲子、甲东、甲西三镇以前毒情严重，经常光天化日发生抢劫，很多群众出门不敢拎包。”陆丰市甲子镇新湖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永钦说，如今“好车敢拿出来开了，项链敢拿出来戴了”。

深挖“保护伞”，破解“举报难”

不少基层镇村干部受访时坦言，部分乡村“重人情”“怕报复”影响线索挖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先解决“举报难”问题。

为打消群众顾虑、彰显扫黑决心，广东省纪委监委将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工作纳入《广东省基层正风反腐三年（2018—2020年）行动方案》，建立了省管干部涉黑涉恶腐败案件专查、对下级管辖重大典型案件直查、县级纪委监委联合或交叉办案等机制。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东摸排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数和查处问题数均大幅增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3000余件、立案查处1000余人、追究责任300余人，其中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100余人。

广东省纪委监委还对工作推动不力、有黑不打、有恶不除的相关人员进行问责。“现在终于认识到，扫黑除恶是党中央对老百姓的政治承诺，如果党员干部没有落实好，就是失信于民。”一名被问责的干部感慨说。

为进一步破解“举报难”，广东出台《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对举报有功群众最高奖励50万元。截至8月25日，广东全省共计发放举报奖励587.2万元，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万余条，占全省排查发现线索总数的36.4%。

打击不松劲，治理需加力

半月谈记者走访广东不少镇村发现，一些地方农村存在党员外流、干部素质偏低等问题，制约了基层组织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治安乱象背后有治理短板，治理问题根源是基层党建软弱涣散。”粤东某市市委政法委书记建议，可探索重点村居派政法干部挂职支部副书记，在不占编制情况下提升基层治安管理专业化水平。

“扫黑除恶要和地方治理结合起来，每打掉一个黑恶团伙，都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梁瑞国说，对村居黑恶势力查处之前要通报组织部门，查处之后要请组织部门托管，整顿存在问题，争取破一个案件整顿好一个行业、治理好一个地方。

不少基层干部建议，用好各种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动行业协会、慈善福利机构、志愿者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平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等社会力量，持续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扫黑除恶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粤东地区一位政法干部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大力培育以社区骨干为带头人的群众性组织和议事协商载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参与社区治理，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动员力，削弱黑恶势力活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