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

《夜莺》是丹麦作家安徒生唯一的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故事。

该作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夜莺美丽的歌声打动了国王，它成为国王的宠儿。但不久之后，一只能发出曼妙乐声且外表华丽的人造小鸟获得了更多赞美，于是，夜莺飞走了。然而，当国王的生命面临死神的威胁时，人造小鸟却唱不出一个音符，还是真正的夜莺用婉转的歌声驱走了死亡的阴霾。

安徒生曾经爱上女高音歌剧演员珍尼·林德，《夜莺》就是他对林德感情的书面表述。安徒生常常羞于面对女性，他曾递过一封求婚信给林德。但林德却无法给予相同的感情，只把他当作一个兄弟。

安徒生一生游历四方。尽管外出旅行的念头让他害怕过，然而对于历险的渴望还是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家远行。他的历险远至土耳其，但他从未亲历中国，而是在趣伏里游乐园漫游时突发灵感，写下了关于中国的童话《夜莺》。这个趣伏里游乐园至今还在哥本哈根市中心，那里的中国灯笼营造着东方神秘的异国情调。

作品主题：

《夜莺》开篇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如画的御花园：“它完全用精致的瓷砖砌成，从御花园里可以看到世上最珍奇的花儿。那些最名贵的花上都系有银铃，好使走过的人一听到铃声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些花儿。这花园是那么的大，如果—个人不停地往前走，他就会遇见一个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有很高的树，还有一些很深的湖。这树林一直伸展到蔚蓝色的深沉的海边。这树林里住着一只夜莺。它唱得非常好听。”在这里，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初现瑞倪。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如画美学创造出了如画环境，此如画环境是对自然的格式化，是海德格尔式的人对自然的“座驾式”统治的具体体现。自然不仅成了依据人的观念改造的客体，而且成了人消费的客体，是以自然美的名义对自然权利的剥夺。人们把那些最名贵的花移栽到皇宫，并系上银铃，好使走过的人一听到铃声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些花儿。

在几经周折找到夜莺后，夜莺得到的待遇却是“只有白天出去两次夜间出去一次散步的自由，每次有12个仆人跟着。他们在它腿卜系了一根丝线，而且老是牵得很紧。所以像这类的出游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夜莺象征的大自然不过是因为能讨得皇帝的欢愉而显得有价值。在机械夜莺出现后，真夜莺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飞回了绿色的树林。随后它遇到了所有朝臣的咒骂：说它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可见人类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自然界的生物。

安徒生是社会与人性的洞察者，是为人类社会忽略忘却“自然”这一倾向担忧的思想者。他的《夜莺》寥寥六千余字，是作者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和关于中国幻想相结合的产物。他立足于大自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用童话的形式构建了生态侵理和生态美学的桥梁。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精神传递了一种“自然人”而非“社会人”的情感，体现出了一种“审美”而非“实利”的注意力。

艺术特色

虽然在“l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但进入l9世纪后，随着经济交往中利益冲突日渐升级，加之文化语言的差异阻碍了交流的深入，西方对中国这个遥远而强大的“他者”摆出众益明显的轻视姿态，相应地，在文学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被丑化的中国形象。尽管一些浪漫主义者仍然把中国化为理想的圣地，但这种误读实以西方的标准界定中国，并非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潮流中， 《夜莺》的中国想象便显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那就是鲜明的平等性。 [1]

主要角色间的关系是平等性的重要表现。平凡的小鸟与高贵的国王，不论从生物学的维度还是从社会学的维度，安徒生都把自身的象征物置于表面弱势的地位，这至少说明，他宁愿对陌生的异域采取仰视的姿态，也无意从傲慢与偏见出发对其作出强制性的规定，这种低姿态使为角色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所以在童话中，时时可以看到夜莺与皇帝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尽管他们的生命行走在截然不同的轨道，正如中西文化间的天壤之别，即使他们也曾彼此错过，但庙堂之上的皇帝仍可以被夜莺的歌声感动至落泪，以树林为家的小鸟亦珍视皇冠一如珍视皇帝的眼泪。这似乎暗示，即使安徒生对中国所知甚少，即使明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他仍然相信，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高贵情感是相近互通的。

黄金这种贵重金属，作为中国通行的货币，往往是财富与荣耀的象征，完全吻合19世纪之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因而黄金、黄金制品、甚至黄金的光泽，一向是西方文学与文化界定中国的常用套话。套话具有语义单一、稳定的特点，它是对异国形象的固定表述，释放出关于异国的“基本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使用”。对此类套话，安徒生显然非常熟悉。比如，他曾经为一位朋友的女儿克里斯汀制作过一本画册，其中有一张以中国为主题的拼图，安徒生为它题写了一首小诗：“中国人吃的是玫瑰糖浆，棕嘴用的是绫罗绸缎，半座房子镀得金光闪闪。”在这里，玫瑰糖浆、绫罗绸缎、金光闪闪，都是富足奢华的标志，这组词单一的语义完成了对中国这个繁华盛世的重言式书写。可是在《夜莺》中，安徒生并没有完全沿用这种固定的书写模式，尽管在能指层面他仍然用黄金装点中国宫廷，但是住所指层面却赋予了它财富与荣耀之外的相反含义。

上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或许说明，安徒生的中国想象本身是微妙而复杂的。对这个既难目睹也甚少耳闻的国家，他并未如许多18世纪的作家那样武断丑化或刻意美化。尽管他熟悉文学中关于中国的各种套话，但他没有把中国当作各种模式化要素简单叠加拼凑的集合；另一方面，尽管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他也未对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古国进行天真行空的书写。他的中国想象似乎力求在客观模式与主观幻想间寻求平衡，既沿用固定表达，又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新的意义。因此，《夜莺》里的中国形象，使呈现为一个多义的混合体。那里是民主、文明、充满温情的，但并非与冷漠专制、甚至愚蠢绝缘；那里充满了一派华丽繁荣的生机，但繁华风光又极可能掩盖着华而不实的空虚。所有这些想象与非想象性的因素被巧妙地熔于一炉，构成了童话中清晰而错综的中国形象。

作品影响

《夜莺》一发表就在丹麦引起轰动。除了阅读，还有各种场合在朗诵这篇童话。《夜莺》是安徒生能以轻松活泼的玩笑和严肃的深意交汇在一起的才能的一个证明，同时也是安徒生能用诗来写童话的一个证明。这篇通话被人们认为是他艺术技巧已臻娴熟的一个标志。

作品评价

丹麦安徒生研究者尤尔斯：《夜莺》的奇想幽默有趣，还有适合于孩子接受能力的道德启迪，特别是将人造的鸟儿同真正的夜莺放在一起的有着比较目的的安排，因为后者并不想要除眼泪以外的其他的报答，它的歌声唤醒了皇帝——相信人们听到的正是作者自己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