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而过（上）
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和身体还很硬朗的外婆坐在廊檐下剥毛豆角。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僧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进院子的。他的胸前斜挎一条灰蓝的布袋，一只脚上穿着的圆颈布鞋都已经开了口子，露出肮脏的大脚趾头和一些破败的棉絮。他的装束给我以风尘仆仆的印象，似乎是日夜兼程赶到我们身边来的。我们当然不认识他。因为此时院子里没有其他人。看上去应该是化缘的他就自然地向我们鞠了一躬。外婆进屋去厨房端出来一碗早晨剩下的粥。粥早已冰凉。外婆也无意给他热一热。僧人不紧不慢地喝了下去。在他多次向我外婆致谢之后，扭过头把目光投向坐在矮板凳上的我，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我根本弄不懂其中的含义，也没有去细想，只觉得他的目光里有种陌生的东西，很深邃很遥远。四十年之后，我在另一个阴冷干燥的冬天独自一人突然想起他说的话，不觉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人一生的许多经历，都是被命运事先安排锁定的。所谓走过的路，其实都是在重复别人从前的经历，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成分。所不同的是，我们往往很难在事先有所觉悟，所有的感慨，都是事后才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
因此，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任何值得去倾听的意义，因为它的普通和平常，因为它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但是，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倾听，我却有赶快将它说出来的愿望。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去思考为什么。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原因的。做了就做了。哪怕后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人，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爬三层楼都开始有点气喘吁吁的老头，还有什么值得自己有所顾及，不敢去真实地、毫不保留地还原自己和别人的历史？无论喜悦还是悲伤，这样的表情都不再象夏天清晨的彤云，激动地浮现在沧桑的脸庞。有一次，一位晚辈冒失地问我，你濒临老年突然成为孤家寡人，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我没有怪罪他，也没有回答他。我想说的是，其实人生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得或失、辉煌或暗淡，都是不存在的。你有的仅仅是经过而已，就象匆匆走过的一段路。这是我最近才悟到的道理。
在我度过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六岁的生日后不久，我再已无法容忍自己终日晃荡在豆角大小的故乡小镇，象一只寒冬腊月里闲置的无所事事地走在田间地头的青皮水牛。我在父亲的单位上找到一张过期的报纸，从中缝里搜寻到一则招生广告。我把它递到正在吃饭的父亲的面前，告诉他我打算再次进入学习深造的行列。我上一次进校学习是两年以前的事了。为了遵照父母多年前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我不情愿却又听话地走进了省卫校的校门，度过了四年成天与肌肉骨骼、血管神经、微生物寄生虫这些字眼和图谱打交道的光阴，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又回到了浑浑噩噩的故乡小镇。我觉得自己就象清明前后被放飞在空中的一只风筝，在风向不明的时候转悠了一圈，又不得不回到玩腻了的主人手中，被他送回家里束之高阁。四年的时间让我在成为一名三流医生的同时，也让我看到省城和故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从小就是一个怀有鸿皓之志的人，我的远大抱负怎么能够在故乡那片穷山恶水的地方得以实现？我的未来生活又怎么可能发生在连水泥公路都没有、连镶嵌着马赛克的哪怕仅仅只是十层楼高的大厦都没有的地方呢？我深知要实现这种遥不可及的愿望，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离开父母和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而离开的理由也只能是学习。因为要想说服固执得比爬上了树怎么也不肯下来的猫都还要顽固的我的父母，没有比令我选择学习最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了。他们巴不得他们的儿子永远将头埋在字纸堆里，要不就一辈子留在他们温暖的身边。果不其然。父亲甚至来不及看上一眼报纸上的详细内容，眼睛就欣欣然迷成一条缝。他爽快地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门口，借着还未消失的落日的余光，一只手端着眼镜，象考古学家仔细研究一块刚刚出土的殉葬品，严肃认真，嘴里念念有词。我担心3000元的培训学费会让他犹豫甚至为难。父母都是勤俭持家的人。我在父亲的衣兜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超过一百元的钞票。元票和角票被他对折后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只有在他出差的时候，才可以看见他的腋下死死地夹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存放着用日记本的封皮褪下来的塑料壳包裹的金额并不算大的借来的公款。父亲如此的小心谨慎并不是说我们家境寒酸。相反，因为他和母亲都在单位上班，而且他还是一个在那年月挺管事的领导，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决定他们在小镇算是不多的上流人士。只是父亲行事低调，性格中张扬的成分在文革后期被岁月消磨得干干净净。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还告诉我，他们当年都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将来儿女不成器，就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我和妹妹都有出息，这笔钱就留着他们老了以后四处旅游观光了。
父亲从报纸的招生简章里抬起头，把使用了十多年的黑框眼镜重新挂回耳廓。我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不善言辞的父亲进屋和母亲商议去了。我坐在客厅的竹制沙发上等待他们的结果。几分钟后他们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父亲准备明天按照报纸上的电话先询问一下。
“只要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完全同意。”父亲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事情如我所愿。八月下旬，我独自一人来到成都，在抚琴西路一条狭窄的、只能容纳一辆微型面包车通行的弯弯曲曲的巷道尽头，找到了这所计算机培训学校。我很快报了名，并认识了我的室友周伟军和陈华平。这是一所临时拼凑的、全校八十多个学员挤在一间教室的社会办学机构。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仅仅十五岁，最大的已经四十好几。我们在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一名女教师的带领下坐在了计算机的面前。这样的教学成果可想而知。成都的夏天尚未结束，炽热的天气依然在头顶笼罩着我们。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坐在六十年代修建的、当初可能是某单位会议室的建筑物里，进入枯燥乏味、懵懵懂懂的为期半年的学习生涯。
由于我较早在注册花名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地被班主任韩老师指定为班长，这是全班唯一的权力拥有者。后来我才知道，班长的任务主要是每天给大家发放作业和督促值日小组打扫清洁卫生。我必须坦率地承认，直到第二年春节前毕业，我都未能完全说出全班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学的名字。其实这不能证明我不称职，我几乎没逃过什么课，不管是教学课还是操作课，是因为全班的人员很不固定，特别在中后期，来来去去变换着很多人，甚至有的人在消失了两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出现在团队里。年龄稍大的同学可能实在无法听懂上课的内容，在冬天到来之前，几乎彻底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而我成为一颗顽强的种子在教室里生根发芽，是因为在早期我对周边的环境不熟、的确没有地方可去，而随着课程的进展，我居然渐渐喜欢上了这门新兴的、难懂的学科，我从三心二意、人口密度较大的教室的后排挪到了人烟稀少的第一排，学习成绩象水中逐渐泡开的茶叶缓缓上升，象当年在省卫校一样，我又成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羡慕的对象了。
我所居住的寝室有十个人，上下铺。周伟军和陈华平也和我住在一起。周伟军是应届毕业生，也是班上专业基础知识最为牢靠的学员之一，身上保留着职业学生的风范。我和他走得近，完全是打算把他顶半个老师来用。
我拎着装满冬天衣物的木箱走进臭烘烘的寝室。这是一个阴暗而闷热的下午。局促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短衣短裤、昏昏欲睡的乡村男孩。听见我的声音他睁开迷茫的双眼。而我以为他只是陪伴自己兄长或者什么亲戚前来报名的。十分钟后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我的同学。他今年十五岁，名叫陈华平，因为从小犯上小偷小摸的毛病，小学毕业就辍了学。这次意外地参加这个培训班，是因为三天前闲着无聊用一枚铁钉给路边的一台拖拉机的后胎狠狠地砸了一个洞，为了逃避受害人的惩罚才不得不来成都的。
“真的吗？有必要采取这种方式跑路吗？”我怀疑他说话的真实性。而我对他的关注引起了他说话的兴趣。“还是想学点东西。”他最后对我说。我看了看他的眼睛。我发现他并不深邃的瞳仁里欢跳的还是那么一点仅有的单纯和顽皮。
太阳还未从对面的宿舍楼落下去，晚饭的钟声就响了。我们拿着饭盒一同下了楼。狭窄的楼道里堆满了各种破旧的竹制家具和坛坛罐罐，让人怀疑这里几天前还是职工家属区，是别人刚搬走才草草改造为学生宿舍的。还有零零星星的新生扛着行李往上走。很显然，他们疲惫的目光充满了对这个崭新环境的质疑和不满。食堂在负一楼，准确地说是地下室。一盏大约60瓦的布满了蛛网和灰尘的白炽灯被一根电线从一楼的厕所牵到了食堂的门口。这是整个地下室唯一的照明系统。四口大锑盆装满了菜肴放在两张课桌上，背后站着三个身系围裙、手执大勺的厨师，两男一女。比我们先到的几个学生正在门口晃悠，犹豫着要不要把饭盒伸到厨师们的面前。青椒回锅肉、麻婆豆腐、糖醋莲白和青菜汤。菜肴的色泽和气味有些异样，一看就知道这是使用变质调和油带来的后果。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学校根本没有所谓的厨房，一日三餐都是外包给学校对面的一家路边餐馆，由他们把饭菜做好后再用木板车运到地下室卖给学生的。我向陈华平作了一个往外走的动作。我们从地下室里溜出来。
出校门的左侧，顺着巷道走，不远处有一家小火锅。我们跨进门，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家伙，正背对着我们在热烈地烫火锅。他是我们寝室的。陈华平小声对我说，好象叫周什么名字。我走过去，向他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他看见我身边的陈华平，又看了看我，明白了大家的关系，就示意我们一同在他对面坐下。小工见来了新客。拿过来两只出现了豁口的碗和玻璃杯。我听见这位室友又向小工要了两瓶啤酒。
我们边喝边聊。我得知他叫周伟军，成都大学应届毕业生，瘦而结实，细眼睛。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身上浓厚的学生味，还有几丝少许的刚入社会的江湖气。我们频频碰杯，又陆续要了几瓶啤酒。夜幕渐渐降临，火锅店的食客也逐渐多起来。天空彻底黑尽之后，我感到自己有点象孕妇，连直起腰的动作都有些困难了。陈华平似乎喝得不多，却接连起身去厕所。我俩就开他玩笑，说他小小年纪肾亏得严重。他也不言语，诡秘地笑笑。后来我们喝得实在不行了，就结帐出门。小家伙却说要请我们去唱歌，我们都觉得意外。走到路灯暗淡处，陈华平前后看看，从身上掏出四五个形状各异的钱包。我和周伟军不得不张大了吃惊的嘴巴。这小子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加快了步伐。
然后我们来到抚琴东路，这里的路边一溜全是单门独院的小歌舞厅。老板们都聚拢过来拉客。我们随便选择了一家掀开门帘进去，发现里面的人并不多，只有一男两女。这很好，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唱到自己喜欢的歌。灯光暗淡，加上酒精的作用，我刚进门的时候，险些撞到一把倒在地上的椅子。周伟军扶住了我。肚子实在太胀了，我得赶紧找厕所。老板告诉我这里的铺面都不带卫生间，只能到这条街尾的公共厕所去解决。我骂了一句，走了几步就懒得去了，看看对面的并不茂盛的草丛似乎是比较理想的场所，就走过去准备拉开裤链。突然有人在背后说话，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看，原来是一名新同学，下午报名时排在我后面。当时聊了几句，好象是自贡人。原来他也是闲来无事，和寝室的同学在隔壁唱歌。他邀我过去。我说已经在唱了，还有其他人，就算了呗。我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我俩就大模大样地朝天撒了一泡热尿。
我们唱到凌晨四点才回去。我们实在太疲倦了，第二天上午都没去上课。周伟军躺在床上懒懒地说第一节课没什么可学的。我们就自我安慰地一直躺到中午。午饭以后，我们正在收拾课本，打算下午去教室，韩老师和身着警服的两名男子走了进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顿时明白了。原来昨晚陈华平行窃时，被店里的一名小工发现，当时他并未言语。后来被盗者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在今晨盘查火锅店时小工才张了口。我们三人就这样挤上了狭小的警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警察带走，脸上的表情显然不及比我小十岁的陈华平看上去那么若无其事。我忐忑不安的内心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我偷偷瞅了瞅周伟军，他比我好不到那里去。他的双手放在两腿之间，似乎被手铐锁住了似的，甚至有些轻微的颤抖。在一间狭窄、没有任何装饰的房间里，我们靠墙站立，象三棵只剩下主干的树等待伐木工人的砍伐。和我们一同回来的两名警官威风凛凛地坐在一张脏兮兮的办公桌后面。桌面上的两只保温杯同样污秽不堪，好象很久都没有清洗过，污垢爬满了杯壁和杯口。中午的天气依然闷热。年龄稍长、体型稍胖的警官脱掉了身上的警服，把帽子当作扇子用。由于忙碌了一个上午，警官们显然没有来得及吃午饭。他们把我们锁在屋子里。我从窗口看见他们站在门外端着饭盒说话。我和周伟军吓得不敢乱动。陈华平却显得格外自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轻声向我们道歉。我们都不理他。半小时后胖警官进来了，手里捏着一只笔一个本子。陈华平还算诚实，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虽然事情的确如此，但我和周伟军还是觉得他够义气。陈华平从兜里把所有的钱都摊在桌子上，除掉昨晚在路边歌舞厅唱歌的花费和两包烟钱，其余的都在这里。我赶紧表示愿意把消费掉的钱都给补上，却遭来了陈华平埋怨的目光。胖警官作了笔录，我们签了字。我就算是从此有案底的人了，心里万分失落，后悔昨晚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不该心存侥幸之心，如果立即加以制止，就不会有今天的污点了。我更担心派出所要将我们拘留15天，要是我父母或者小镇的人知道了可就完了。还好，事情基本已告结束。在接受了胖警官长达两个小时的口头教育之后，我们顺利地返回了学校。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拙劣行径很快传遍整个校园，使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学校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担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哪知回到学校却意外地被大家尊崇为英雄。当然这主要指的是陈华平。特别是他的第三只手的功夫被年龄稍小些的女生们津津乐道奉为传奇。在课余饭后的时间里，楼道或我们的寝室门口，都站着三三两两指指点点的同学，她们一边用目光搜寻着心中的小英雄，一边窃窃私语，脸上浮现出崇拜的、惊异的、陶醉的神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看不到陈华平的身影了。也不知道他成天在干些什么，大多是两三天夜不归宿，然后就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呈现出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忙碌。身上的变化却是一天天令人刮目相看，当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已经衣冠楚楚就差风度翩翩了。
我和周伟军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变得老实和用心起来。我们按时作息，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学习当中。迫于学校伙食的难以下咽，我们依然经常去学校对面的小餐馆吃饭，只是很少喝酒了。当然，由于我性格中注定存在的不安分的因子作祟，在随后这个不算太冷的冬天里，我遭遇了影响我这一生的、不可或缺的两次情感历程。
在此之前，我有过一次短暂的恋爱经历。说它短暂是因为我和那个女孩的见面不超过五分钟。我们是在我的父母和她的姑父姑妈的安排下在故乡小镇的河边碰的面。她胖得出奇的身体和我斯文的长相都让对方在瞬间作出了决定，以至于我们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出口就分了手。事后我才知道她心中的白马王子是伟岸的军人，她坚决不能容忍他的丈夫是戴眼镜的书生，更别说象我这样的高度近视了。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故乡处理父母的两套房子，意外地得知她的婚姻已经如愿以偿，她找到的一位军人转业后成为了故乡的副镇长。她的生活从此幸福得象花儿一样。
我的职务没有因为那件污秽之事而遭到撤消。这也可以看出学校处理事情的清醒和对不同当事人的区别对待。在我每天给同学们发放作业本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名字：相里红。我怎么也弄不清楚她是姓相名里红呢还是姓相里名红。我是第一次听见世间还有这样莫名其妙的姓名。在我每次把作业本放在她面前的时候，都要悄悄瞅她一眼。她不算漂亮，年龄看上去也应该比我大一些。但性格肯定开朗。她脸上挂着笑，总是在后排和同学们说着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和她说过话。我也发现她从来没有用正眼瞧过我。我们的关系丝毫不见进展。直到初冬的一个懒洋洋的中午，我新一轮的爱情才毫无征兆地拂面而来。我午休后准备搭乘48路公交车去操作室上课。我正走在抚琴西路狭窄的巷道，听见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喊我。
“班长！班长！”
我停下脚步，转身看见居然是她。她手里托着课本。我知道她也是去上学的。我向她笑笑。她紧走几步撵上我。我们只好并肩往前走。就这样，在通往站台的二十多分钟路程，以及随后在公交车上的更加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简单地进行了理所当然的交谈。我得知她的一些情况。她家居川北某县，是一名小学教师，丈夫在县城并不当道的地方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好转之后，她留职停薪，准备来成都学习电脑后回家再开一家打印复印店。她有一个儿子，四岁了，特别顽皮。她在说起儿子的时候脸上泛起了母性的红光。这次交谈我说得不多。我不喜欢在自己并不熟悉的人面前滔滔不绝。但无疑这是我们相知的开始。不过，这次短暂的交流不能说明我们的爱情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在我对相里红产生好感之前，另一个女孩却意外地差一点俘获了我。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寒冷，呼呼的北风一阵阵从寝室的北门穿过另一头的窗户。我蜷缩在床头翻阅一本过期的旧杂志。由于我过分的专注，一直和我坐在前排的学习成绩非常出众的顾英英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进的寝室。我几乎吓了一跳，杂志从我手中滑落。她满脸堆着木偶般的笑容却并不言语地看着我。我受惊的表情肯定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时候我才发现陈华平和周伟军不知何时出去了。他俩午饭后还躺在床上争论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究竟孰优孰劣。其他的同学也消失了，寝室里实际上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顾英英毫无顾及地在我的床头坐下。我还没有问她有什么事情她倒首先开了口。
“把你周五的笔记给我用用嘛。”她说话向来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直来直去。
“干什么？你周五不是上了课的吗？”
“上了课就不能用用？”顾英英故意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你借不借嘛？”
“不借。”我打算逗逗她。她在班上是女生中最为活泼的一个。“你有目的。”
顾英英的脸瞬间泛起了红晕，半晌不见言语。
“我能有什么目的。你才有目的。”她说完扭头就走。能够看出她是真的生气了。我也不管她，依然埋头看我的杂志。大约十多分钟后，顾英英又走了进来。这一次她的表情比先前自然许多。我更怀疑她刚才出去就是为了调整自己的五官，以便更好地达到她预谋已久的我暂时还蒙在鼓里的阴谋。我笑着等她开口。她却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们僵持良久，我终于解除了武装。我请她先出去回避一下，我得穿上棉毛裤下床去几步之遥的行李箱拿我的书包。
“哼！冬天睡觉还赤身裸体。”她撇了撇嘴，夸大其词地说。直到第二天上课前，她才把笔记本还给我。同时捎来的，还有一张夹杂在纸页里的便条。起初我并未注意，一直到中午放学，我收拾书包的时候，纸条从笔记本里滑出来。上面只有一句话，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周末请你去新都作客。”
我知道她的家在新都，也明白了她邀请背后的意思。我有点心慌，老实说顾英英不是一个坏女孩，年龄、长相和身材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谈不上优秀但也说得过去。但平时太熟悉了，什么话都在说，什么玩笑都在开，从来没往这方面去想，现在一时间还无法接受。再加上除了故乡小河边那位胖得出奇的初恋者，这几年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恋爱的权利。我犹豫着该怎样回绝她。午饭的时候，我心神不宁的样子被两位小兄弟所察觉。周伟军首先开玩笑说许哥最近心事重重，是不是有喜事？我小声地把纸条的事告诉了他们。陈华平一听就来了劲，怂恿我先谈谈再说。不耍白不耍！他急迫的神情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当事人。
经过仔细的思考，我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依然每天不动声色地上课、休息，却在暗中观察顾英英的行动。我伪装的无动于衷果然引起了她的慌乱。有几次当我经过她的身边，我都能够觉察到她焦灼的目光和渴望的神情。而我却绝不用正眼瞧她。她的这种表现正是我所需要的结果。我无耻的行为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样持续到周末，我等待她的身影出现。我事先告诉陈华平和周伟军，要求他俩和我一同前往。起初他俩都不干。我威胁说，你们不去连兄弟都别做了。看见我认真的样子他俩同意了。周五放学后，我们三人连晚饭都没有吃，坐在寝室里等着我心急火燎的女朋友亲自前来邀请。六点钟了，顾英英还未出现。陈华平坐不住了，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块过期的面包充饥；七点过了，依然不见她的身影，我开始怀疑我的战略是不是错了；八点一刻，那该死的女人还是不见踪影，我和周伟军也加入了啃面包的行列。八点半刚过，就在我的面包刚刚啃完，准备为自己倒一杯水的时候，顾英英的声音终于出现在楼道里。她在和其他同学打招呼呢。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她走进来，大张其鼓地呼喊着我的职务。
“不好意思班长，来晚了。我们走吧。”我说走吧走吧把两小兄弟也带上。
她皱了一下眉头。“他们就别去了。车上坐不下。”
“什么车坐不下？”
“我专门找车去了。只能坐两个人。”她竭力反对我的建议。陈华平和周伟军也顺水推舟地逃脱了。我只得跟在她的后面。那可恶的两个家伙在我身后暗自偷笑。
根本没有什么车，甚至根本没有去新都。我们出了校门又走出了抚琴西路，顾英英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她什么话都不说。我们在府南河边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我借着路灯的灯光看见她表情复杂的脸。
“今天我们就敞开说别无动于衷的样子，搞得人吃不好睡不好。”顾英英沉下脸，“你究竟喜欢我不？”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眼巴巴地看着她急速说话的嘴巴。
“你不用遮掩。直说吧！”
我花了大约两分钟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思路。“你喜欢我是吧？”
“你别问我。”她伸出一个指头似乎要制止我的询问，“我喜欢。我可以坦率的给你说我是喜欢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就直说！”
“你让我觉得很突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我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其实你是很不错的——”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这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不？”她的眼珠子在光线暗淡的空气里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察到这是一种急切之后的仇恨。
“也许——”
“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出，眼睛轻轻地闭上。“请你离开。我想一个人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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