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新闻研究的不少成果以互访和译介等形式进入国内学人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者关照中国新闻业改革在理念及其媒介实践层面的学术话语资源，比如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社会学一直是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年，这两类新闻研究经典问题依然是研究的焦点，但是更加具有反思性与对话意识，将这些问题重新放回西方的新闻实践脉络中理解，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中重新诠释。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旅行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业主流的职业话语，一直是新闻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2018年，中国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关注开始回归历史脉络的厘清和基本内涵的比较辨析，其理论色彩更加浓厚。
一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需要考虑跨语境对接。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欧美自由主义的色彩，在历史脉络中形成以后，向外不均匀地输出，需要考虑特殊与普遍的辩证以及社会与文化肌理的影响，“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硬拉西方的一派敲打西方的另一派，完全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在媒介专业主义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超越’媒介专业主义？‘超越’毕竟不是‘摧毁’。如果罔顾现实的社会语境，横向移植任何理论，就犯了具体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李金铨，2018）
另一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需要处理好主体性和适用性的关系。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政治权威-行政宣传，经济环境：利益集团-产消融合，社会文化：中产阶级-人民群众以及技术现实：个人权利-公共利益等四个方面的语境组合所凸显的主体性，决定了根植于美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不适用性。但是，生态学意义上作为专业权力的新闻专业主义，似乎可以视为与科层体制、市场规则并列的组织社会的第三条逻辑，确实存在纠正过度依赖行政权力或是资本权力等弊端的潜力（虞鑫，陈昌凤，2018）。
（二）媒介社会学经典的重访与反思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基于文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路径对媒介问题尤其是新闻生产的关注曾经风靡一时。短短数年间，涌现出一批被称之为新闻社会学（sociology of journalism）研究的佳作。时至今日，被国内学者不断回溯并冠之以“黄金时代”的这些媒介研究文献颇具典范意义。2017年10月21日-22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以学术工作坊的方式，对新闻社会学经典进行再诠释。那次工作坊的一些成果在2018年以期刊论文的形式陆续推出，较为典型地呈现了国内新闻学者在新闻业变迁背景下对新闻社会学及其问题的重访与反思。
深入考察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脉络，是向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方式。新闻社会学佳作《做新闻：对现实建构的一项研究》（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译本的误译问题除了语言转换、翻译方式等一般性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中译本对《做新闻》的论述语境和理论语境的误认，特别是社会建构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理解和把握得不够全面，这也妨碍了我们对于中国类似问题的思考深度与广度（李红涛，2018）。抽离于对单个误译文本的探讨，研究者把经典移译本身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纳入学术批评的范畴，甚至于寻求知识社会学层面的解释，对译介实践本身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然而，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如果我们从知识生产的内部视角去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研究方法面临的困难首当其冲，参与式民族志是最耗时间精力的方法，对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和临场发挥也有很高要求；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正处于危机之中，相比七十年代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早已江河日下，因此，传统媒体机构更加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生产后台展示给外部研究者；其次，伴随着媒介格局变迁，新闻生产研究旨趣本身的转向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传统新闻编辑室（newsroom）研究的衰落，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研究逐渐兴起，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文本，研究者致力于寻找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普遍模式，从而了解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陈阳，2018）。
其实，肇始于美国本土的新闻社会学“文化转向”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拉开帷幕，不管是相对于70-80年代的新闻民族志方法，还是与同时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路径中的媒介社会学相比，它的入场都是迟到的。不过，美国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亦有自己的贡献，一方面，基于意义生产对新闻从业者进行的文化分析，产生了以芭比·泽利泽为代表的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研究，以及丹尼尔·伯克威茨（Daniel Berkowitz）为代表的有关新闻失范、新闻边界工作以及集体记忆研究；另一方面，基于新功能主义范式对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如何调适危机，新闻业的二元符码（譬如客观-主观、公正-倡导、体面-煽情等）如何进行意义建构和阐释等问题的研究（陈楚洁，2018）。上述面向上的问题，既不同于新闻生产社会学“黄金时代”对媒介组织及其运作过程的聚焦，也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早期对意义结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注。
音频列表
- 2019-03
- 2019-02
- 2019-02
- 2018-09
- 2018-09
- 2018-09
- 2018-09
- 2018-09
- 2018-09
查看更多
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