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随笔》4：郭宏安 | 感性和理性，哪个更可靠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郭宏安，今天我要继续为你讲讲蒙田的《随笔集》。上一讲，我们讲了《随笔集》的四点内容，今天，我们讲余下的五点：对所谓“野蛮人”的独特判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认识能力、对于宗教的态度以及关于教育的思想。

蒙田不为流俗所蔽，一反人云亦云的偏见，对所谓“野蛮人”做出自己的判断，议论十分精彩。他说：“我发现在这些民族身上毫无野蛮之处，只不过人人都称与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为野蛮罢了。”（见〈随笔集〉第一卷第31章〈话说食人部落〉）

在“思想的明晰和敏锐”、“技艺的精巧”方面，“吃人生番”毫不逊于欧洲的“文明人”；在虔诚、守法、善良、正直等方面，“生番”则胜过“文明人”；而在坚强、忠实、面对痛苦、饥饿、死亡的态度方面，他们可与古代最著名的例子相比美。

相反，文明人恰恰在野蛮上超过了他们，并且利用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来败坏其品质。他特别对生番把别人叫做自己的“一半”表示赞赏，并希望“文明人”与这“一半”之间建立“平等和睦”的关系。

与这种博爱思想相联系，蒙田愤怒地谴责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写道：“为了获得宝石和香料，多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民族被连根消灭，多少人死于兵刃，世界上最丰饶美丽的地方被搅得乱七八糟。”（见〈随笔集〉第三卷第6章〈谈马车〉）

他把这种征服称为“卑鄙而粗暴的胜利”，对“文明人”毫无光荣可言。蒙田关于“野蛮人”的思想同卢梭关于“自然人”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他在赞美“野蛮人”的优秀品质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明人”和“野蛮人”应该存在的平等和睦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蒙田崇拜自然，号召人们遵循自然的指示，享受自然的馈赠。他把自然称做“温柔的向导”，“伟大而强壮的母亲”。

他借用古罗马的一位哲人西塞罗的话说：“符合自然的一切都是值得尊敬的”，而违背自然则是疯狂：“他们企图脱离自己，逃避人类。这是发疯：他们非但不能成为天使，反而变成了禽兽；他们非但不能上升，反而摔在地上。”（见《随笔集》第三卷第10章《论慎重许愿》）

《论经验》是全部《随笔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很长，足足有四万字，是一篇典型的蒙田式的随笔，就是说：“我靠无条理的文章突出我的警句。”从法律的繁琐到个人的习惯，天马行空般地描述了他的“生活经验”：健康，疾病，饮食，娱乐，行动，等等，直到破天荒第一次地将最基本的事实付诸文字的表达：“帝王哲人拉屎，贵妇也拉屎。”

蒙田对精神和肉体的关系做了合乎情理的描述：“大自然是一位温和的向导，他的温和只是谨慎和正确。”因此，他“愿精神激活笨重的肉体，愿肉体阻止精神轻率并使精神稳定下来”。

总之，“纵欲乃享乐之大患，节欲不危害享乐却调剂享乐”，“最美好的人生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序，但无奇迹，也不荒唐”。对自然的崇拜与肯定现世生活是一致的，其矛头直接指向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

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蒙田采取怀疑论的态度。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一把双刃的、危险的利剑”（见《随笔集》第二卷第17章《论自命不凡》），因为理性至上论造成了人类的“狂妄和傲慢”，而这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错误。

与理性相比，他更强调经验，认为经验可以弥补理性的不足，是理性的“唯一根据”。但是，无论理性还是经验，都不是万能的，因为“判断者和被判断者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不可能建立任何确定的东西”（《雷蒙·塞邦赞》）。

就是在这篇长达十余万字的《雷蒙·塞邦赞》中，他对这种怀疑论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全面系统的阐述。那是一篇奇文，意在辩护，实则与雷蒙·塞邦的观点大相径庭。

后者把人放在一切造物的中心，极力颂扬人的理性，把理性视为信仰的基础；蒙田却恰恰相反，把人视同一切生物，而且还是最软弱的一种，在力量、忠诚、聪明、友爱等方面都不如禽兽，人类引以为荣的理性非但不一定为他独有，而且还是虚妄的，靠不住的。

他认为，人类的两大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都是是不中用的“虚荣”，如果感性不比理性更可靠，科学也同哲学一样软弱无力，事物的本质对人类来说，永远是深不可测的。

人只能说“我知道什么？”，而不能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肯定的说法，而“肯定和固执是愚昧的特别标志”（见《随笔集》第二卷第13章《论他人之死》）。

他认为最聪明的哲学家是怀疑论者，他在书房里刻下怀疑论的格言：“我中止（判断）”，“我什么也不肯定，我不懂。我在怀疑中。我考察……”蒙田怀疑和考察的是盲目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僵死的教条。他有时似乎把怀疑论推向不可知论，其实，那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怀疑论是蒙田的思想的重要侧面，对摧毁经院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夸大怀疑论在蒙田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应该忽视其消极保守的作用。

在理论上，对理性的怀疑使他提出以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从而给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沉重的打击，把哲学从烦琐的争论中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生活；在实践上，由于人们思想的多变和各民族风习的差异，又使他尊重现存的宗教和政治秩序而反对巨大的变革。蒙田的怀疑论对十七世纪的自由思想的盛行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宗教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在16世纪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或颂扬，或反对，或揶揄，人人都要加以谈论。蒙田是个天主教徒，在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中，他站在天主教一边反对新教。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历来是受到怀疑的。他忠于天主教与其说是出于信仰，勿宁说是作为法官宣过誓。他很少谈论上帝，而他的上帝又常常是和自然是一个东西，他还主张“少去介入对神意的判断”。

他一方面宣称天主教是“最好的，最健康的”（见《随笔集》第一卷第32章《必须审慎地看待神的旨意》），一方面又表示强烈的不满，指出：“我们的宗教为剪除罪孽而创，实际上，它却掩盖着它们，滋养着它们，煽动着它们。”（《雷蒙·塞邦赞》）

他对宗教改革不感兴趣，因为他厌恶“标新立异”，他主张宽容，反对宗教狂热，谴责宗教迫害。至于宗教本身，“我们只是以我们的方式，以我们的手接受我们的宗教，如同他们接受他们的宗教一样”。（《雷蒙·塞邦赞》）“宗教狂热造成的文化损失，比所有蛮族的火造成的损失都大。”（见《随笔集》第二卷第17章《论自命不凡》）

在他的眼中，宗教战争是王侯们的一桩“狂暴的、野心勃勃的事业”。他尖锐地指出，在这场撕裂着法国的内战中，宗教问题只不过是个借口，各方面标榜“正义”不过是“装潢和饰物”而已，真正使那些王侯们行动的是“情欲和贪欲”。

因此，他对这场战争深恶痛绝，呼吁交战双方“节制”，并身体力行奔波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他的呼声顺应了当时久乱思静的情势，得到了双方的欢迎。

蒙田的宗教观深深地打上了怀疑论的烙印，对天主教的绝对统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毫不奇怪，《随笔集》虽然于1580年获得罗马教廷的通过，终于在1676年被列为“禁书”。

教育问题是培养人的问题，引起了人文主义者普遍的重视，蒙田也不例外，写有专文《论对孩子的教育》（见《随笔集》第一卷第26章《论对孩子的教育》）陈述他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变得善良和明智，而非使人博学”，也就是培养绅士，培养判断力，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与拉伯雷培养全知全能的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反对教儿童许多知识，反对单纯记忆，主张精神上的培养，“教他会思想”。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择师的重要。他要求教师的头脑有条理，而不是装满知识。他反对由教师施行灌输，而要求让学生先说话。教师不但要考察学生认识多少个词，还要看他是否领会和掌握了词的精神实质；学生获益的证据不是他是否记住，而是他的行为。

他反对任何强制，主张让学生自由选择判断，如果学生不能决定其判断，则宁可存疑。“只有疯子才确信无疑。”这是他的一句名言。他特别强调让学生博采众家之长，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将这比做蜜蜂采花酿蜜。他认为，不能单纯从书本上学习，还要接触外部世界，“总之，世界是我学生的教科书”。

因此，与各种人谈话，到各地去旅行，都是学习的途径。他重视学生的自由，认为不给学生自由，就会使他变得卑屈和懦弱。

他认为，“使精神强健还不够，还要使筋肉强健”，为此，要让儿童过艰苦的生活，锻炼身体，并要“常常违反医学上的禁令”，“让他在户外和危险中生活”。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德行，而德行并不像经院哲学说的那样被栽植在陡峭的高山上，道路崎岖，不可接近。相反，走近它的人认为它是在美丽、肥沃、鲜花盛开的高原上，人立于其上，一切尽收眼底；识途的人能够走近它，那是一条浓荫蔽日、花气芬芳、坡缓地平有如穹顶的道路”。

《论对孩子的教育》是写给一位贵夫人的，教育的对象是贵族的子弟，教育的目的是使他成为国王的廷臣或武士，成为有修养的正人君子。蒙田的教育思想明显地打上了最与封建贵族接近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印记。他的教育方法中，不乏令人深思、供人借鉴之处。

这一讲，我们讲了《随笔集》的后五点内容，合起来，共讲了九点。下一讲，我将为你讲述蒙田思想的三个侧面。喜马拉雅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