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抽象信息对具体信息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3,4）,并没有详尽地思考人们不受基率信息影响的原因。他们的基本解释，似乎集中在人们不擅长于处理概率性数据。即使在du博领域，人们知道机会法则在起作用，且至少拥有一些处理或然性的基本图式，但他们仍显示出明显的盲目和偏差。而在这种情景之外，人们则完全看不到像基率那样的概率性信息的相关意义。或者，因为不知道如何正确结合基率信息和目标个体信息，他们就只好简单地完全忽略基率信息。
当然，也有很多的事实证实，人们缺乏处理概率性信息的良好图式。实际上，在归因文献中，就人们忽略共识性信息的规则而言，有一个例外，良好图式的缺乏则能很好解释这一例外。如当人们对特定个体的能力进行归因时，就显然利用了成功与失败的基率信息（Weiner et al.，1971）。如果多数人在特定任务上都失败了，而目标个体成功了，那么目标个体就被认为具有很强的能力；如果大多数人都成功了，而目标个体失败了，目标个体就会被视作能力较低。显然，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在依照他人的表现评价能力。能力，实际上，就其本质是一个导源于基率的推断。
然而，在我们看来还有另一个原则也可能在起作用。基率或者共识性信息，从本质上，似乎就是冷漠的、苍白的和抽象的。相比而言，目标案例信息，则是逼真的、醒目的和具体的。在抑郁研究中，我们试图让对枯燥的统计性信息的记忆与对现实世界刺激的逼真的紧迫的反应相对抗。在饼干品尝研究中，从瓶子中液体高度的证据中抽象出来的共识性信息，被用来与感官印象相比较。在描述电击和助人实验的研究中，表格式的频率数据，则对决于一个具体的人的录像或书面描述，而他有父母、职业计划、爱好以及个人癖好。尽管基率信息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但它们也许就是缺乏激发更进一步认知活动的动力。
正如所见，上述假设并不新颖。在1927年，罗素就提出“普通的归纳所依据的，是事例的情感兴趣，而不是其数目”（p.269）。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以及在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关于共识性信息的实验中，纯粹的事例数目，与具有情绪兴趣的事例进行较量。与罗素的假设相一致，情绪兴趣在每个实验中都取胜。
我们可以推断，具体的、有情绪兴趣的信息会有更大的效力促生推论，因为这样的信息更有可能唤起包含了类似信息的具体图式。推论的进行，因此会依照预先存在的具体图式的习惯路线。比较而言，抽象信息与具体图式能够达到的连接网络之间，可能只有更少的潜在联系。与这些推测相一致，在电击实验和助人实验中，尼斯比特等（1975）发现，有关他人行为的共识性信息，不仅未能影响被试对他们如果参加这个实验会如何反应的预测，而且在实验后关于他们为什么会作如此预测的采访中，也没有一个被试提到此共识性信息。相反，被试抓住了实验场景中一些特别具体的细节信息，并将它们与自己过去经历中的类似情境相联系。“我相信我会去帮助发病者，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姐姐是癫痫病患者。”
罗素的假设，对于日常行动也有重要的内涵。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假定你想买一辆新车，而且基于经济和使用寿命方面的考虑，你认为你需要一辆结实而坚固的中产阶级的车——沃尔沃（Volvo）或者萨博（Saab）。作为一个谨慎和明智的购买者，你求助于《消费者报道》，它告知你他们专家的一致意见是沃尔沃的机械性能更好，而且读者也一致认为沃尔沃有更好的维修记录。拥有这些信息后，你决定在下星期之前去跟沃尔沃的经销商商讨价钱。然而，在这段间隔时间里，你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并跟你的一个熟人讲了这个决定。他对此极不相信，并劝告你说:“买沃尔沃？你在开玩笑!我妹夫曾买过一辆沃尔沃。起先，那个奇特的加似油计数器坏了，花了250块。接着汽车的尾灯也开始出问题了，只好换掉。然后是变速器和离合器。不到三年就只好当垃圾卖掉了。”这个信息的逻辑地位是，给几百名拥有沃尔沃的《消费者报道》的读者的总人数增加了一位，让维修记录的平均频率在三个或四个方面提高了一点点。但是，任何人若坚持他将不受这种信息的影响，那他要么是不坦诚，要么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自知之明。
研究6:抽象信息对具体信息的影响力
看起来将《消费者报道》操作化为思想实验是很有价值的（Borgida & Nisbett，1977）。由于我们可资利用的大多数被试，都是密歇根大学心理系的学生，我们就选择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课程作为消费商品。于是十门较高水准的讲座课程被挑选出来，它们在所称的授课质量上各不相同。一群准备加入心理学专业的低年级学生，由一个本身就是系里老师的实验者召集到一间教室里。实验者告诉他们，他现在为系里一个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要为系里制定长期发展规划。而关于发展规划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决定将来会有多少人选择其中的哪些课程。他们被告知，为了得到有关计划招生人数的一些启发，需要他们为心理学本科的学习填写一张尝试性的课程表。
于是，我们要求控制组被试先浏览一份课程目录（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了27门课程的真实课程表的模拟，只是排除了实验课、统计课以及通选课），然后要求他们在愿意选的5〜10门课程旁边作上记号，并给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选的课程旁的记号画圈。
而两个实验组的被试，被告知为了帮助他们作决定，将提供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关于具有很高选课率的讲座课程的信息。对这两个实验组来说，这些额外信息中的一部分都是比目录式的介绍更为全面的对10门课的内容和形式的详细介绍。之后，让其中的一组被试（面对面条件组）加人一个由高年级的心理系学生组成的座谈小组。这些高年级学生依次对表上的10门课程进行简短评论。有1到4个人，通常是2个或3个人，对每门课进行评论。每个评论，都是先在下面五个词中挑一个，这五个词是：“优秀”、“非常好”、“好”、“一般”、“糟糕”，然后有一个概要的评价。下面是所有评论中的一个例子：
在这门课上尽管要读许多资料，但它们都会被清楚地介绍给你们。你们始终都会知道自己的进展，这对你们通过这门课程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门课会向你们介绍心理学中一个非常广阔且重要的领域。但我为何不评定它为“优秀”而是“非常好”呢？原因在于那些资料并不能明显地启发学生思考。
在另一个实验条件下（基率条件组），我们让被试看一份对这门课的平均评价，它们是在所有选这门课的学生在上学期期末所填写的量表基础上得出来的。每门课程底下，有一个从“优秀”到“糟糕”的五个等级量表。在每一量表上，有个标记表示这门课程的平均评价，并注明参与评价的学生人数。这些人数从26人到142人不等。每门课程的平均评价，是由实验者设计的，以使它们与在面对面条件下的实验同谋所提供的平均评价值相同。
这样的设计使得两种信息的有效性的比较成为可能。第1种信息，是被试亲耳所闻的推荐，亦即选修过这门课程的2或3名学生的简短评论；第2种信息，是他们得到的更稳定、更有广泛基础的信息。表7—1显示的，是这三组被试对推荐课程（平均评价值是2.50或更高）、未推荐课程(平均评价值是3.75或更低）以及未提及课程的平均选课人数。在每一类的平均人数旁边的，是加权的选择倾向。这是一个指数，没被选的课程的加权值是0,被选课程的加权值是1,而画圈必选的课程的加权值是2。
从表7—1中可以看出，面对面的方式，对课程选择具有更大的影响。面对面条件组的被试，跟控制组的被试相比，更倾向于选择被推荐的课程，而更少选择未被推荐或未提及的课程。相比而言，基率的方式，仅仅影响力^到对未提及课程的选择。
也许有人会主张，面对面条件组的被试，比基率条件组的被试有更多的信息。这种主张的一种版本，正是我们想提出的观点。学生们在作选择时，就好像他们已经从由两个人所作的现实的评价中，提取了比基率信息更多的信息。然而，这个主张的另一版本，则是面对面条件下的学生所作的评价，包含了基率条件下所没有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如关于课程组织、评分程序或者老师亲和力等方面的信息。
为了应对后一种反对意见，我们在对原实验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改动后重复了该实验。我们给基率条件组被试同样提供了面对面条件下的实验同谋所作评论的书面副本。而且，我们明确地指出，这些评论是那些选了该门课的学生的代表性意见，是从上学期末的所有评价中精选出来的。这种条件下的被试，既了解整个学生群体稳定的平均评价，也看到了实验同谋的逐字报告，并且也知道这些评价具有高度代表性，但他们在作选择时，仍比面对面条件下的被试更少受到前述信息的影响。
瓦尔登田
没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