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科生眼中的新浪潮电影
从法国回来两年后,我上大学了。我渴望可以重燃对法国的爱(也许在法国度过一个学期),或至少可以突破圣路易斯的束缚。尽管我的分数不错,但并不能与室友相提并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优秀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说话方式,使用我从未听过的词语,提到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如贺拉斯·曼、菲尔德斯顿、道尔顿、乔特、安多弗、埃克塞特(。他们喜欢请教我:密苏里是否有室内暖气管道?后院中能否养牛?但这无法弥补我的自卑。秋季入学时,我肯定耶鲁大学录取我是错误的选择。
这里每个人都才华横溢。他们的才华不是高中生课外活动那类才华,而是天才儿童一样难以置信的才华。他们创作音乐,导演戏剧,歌唱水平让人望尘莫及。我想发展我的表演兴趣,鼓足勇气参加了公开面试,结果让我无地自容(整个独白过程,导演和助手都在说悄悄话)。我决定停止艺术创作,转向艺术研究,以不同的方式靠近它。
于是,我选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介绍”这门课,舒适地坐在大礼堂中开始艺术研究之路。之所以选这门课程,因为它融合了我最喜欢的元素:美丽的画面、丰富的故事,当然,还有法语。我也想偷偷地打动一些搞艺术的朋友,对他们的舞蹈、唱歌和表演才艺,我只能望洋兴叹。我想,这是一种“负罪的快感”。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像新浪潮导演雷诺阿、特吕弗或戈达尔一样扛着摄影机创作,但却可以退而求其次,研究他们的作品。我幻想最能接触到伟大艺术家的场合是“54俱乐部”的不定期派对。
幸运的是,我想出一个理由,将电影课完美地融入到我的文学专业中:电影和戏剧实际上都是文本。在电影中,声音、图像、音乐和灯光构成了一系列移动的象征符号。观众需要理解这些符号才能理解电影,因此看电影就像读文学作品一样。我很想明白图像和词语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引发观众的特定情绪,为什么每个观众对电影或戏剧的解释全然不同。
研究电影时,我采用了一种颇具争议的新文学理论:解构主义,它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意义。我开始明白,观众的情绪反应(包括意义本身)是由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解构主义者认为,你永远不知道作者的确切意图;相反,读者和观众在体验艺术作品时的角度是变化莫测的,他们会从文本中(电影文本、戏剧文本)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在电影中,这意味着导演、演员、灯光师和工作人员在讲述一个故事,而观众也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个故事。艺术家在作品中会提供信息,唤起观众情绪,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观众如何体验作品。当你与亲戚朋友一起看电影时,你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印象。虽然你们对电影的内容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体验电影的细节,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明白电影要”表达什么”。
今天看来,这个观点可能平淡无奇,但当时却让大学英文系的保守者们难以接受。而且,这个观点动摇了我的世界观。让我印象深刻是,这个观点认为在情节、主题和人物角色这些问题上不存在简单的对错。实际上,人们对这些东西有无穷的解释,而且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复杂的。这影响了我日后对产品、广告、商业战略和领导力的看法。这些新颖的观点让我可以用新鲜的眼光观察世界,留意自己和世俗的偏见。
而且,这不仅是”关注”世俗偏见的问题。法国新浪潮电影远不如好莱坞电影华丽,它更倾向纪录片风格,让人明显感到镜头时刻在场,这让我留意到”关注”的行为。在戈达尔的《断了气》中,观众在很多时候可以感到镜头像人眼一样眨眼。无处不在的镜头将我们放到电影里,让我们感受电影角色所体验到的世界。当年轻的恋人帕特里夏和米歇尔在的士中,颠簸的镜头一直拍摄着出租车司机的背部;也就是说,我们正是以这对恋人的目光来经历这一切的。戈达尔的电影会出乎意料地配上音乐和声响,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对话。例如,一架飞机巨大的咆哮声或喇叭的聒噪声有时会淹没演员说的话。起初,我不明白这些摇晃的镜头和声音的干扰有什么意义。我以前看的电影都是《大白鲨》《克莱默夫妇》和《星球大战》,习惯了紧凑的故事情节和过度修饰的画面。现在,我明白了新浪潮电影为什么要抛弃粉饰,注重自然。这是为了让我们张开眼睛,观察日常世界的普通事物,因为它们能持续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体验和日常交流。
通过这些电影和解构主义的”视角”,我开始用摄像机一样的眼睛更敏锐地观察人和物。我明白了密切地关注世界的重要性,清楚了有些阐释行为(不论是观看电影,还是与人交往)带有偏见。虽然法国之旅唤醒了我的感觉,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如何使用这些”苏醒了”的感觉。这种智力锻炼让我整天泡在校外附近的酒吧中。它的名字叫”锚”,满是烟味,我们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一边兴奋地讨论着电影。我们还坐在校园地下投影室如饥似渴地观影。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经历会影响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但我绝对明白,我是在提高观察能力,感受电影细节对情绪和感觉的影响,理解这些细节如何触动他人的。这些训练在未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思考方式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式、领导特色,甚至是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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