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英国采风录》1 | 原著精华：它写出了遥远英国和动荡中国的强烈反差

本集文稿 

《英国采风录》

作者，储安平。

本书源自储安平六十年前直接观察英国之所得，描述英国过去与现在，诸如国会源流、王权兴替、自由传统史、地方自治史等，深刻体察英人之气质习惯、性格风度等。他的《英国采风录》，只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英国何以强，中国何以弱？

英国的社会像座金字塔，立在这个塔顶上的就是国王。从5世纪至11世纪前期，在英国历史上概称为“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英国的王权就是在这个时代缔造成功的。现在英国的王位是世袭的，但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则非是。英国的民主精神原极悠久，他们最初主宰社稷的首长是由人民推举的，而王位的继承在古时亦非尽为世袭而常由推选。降至11世纪，选举的原则犹未湮没。至13世纪爱德华一世时，王位始成绝对世袭。

今日英国的国王是虚权的，当时一切关于立法、征税、和战、司法及土地等，国王不能独断，必须得到贤人会议的同意。贤人会议，就是包括国内各方面的重要分子的一种会议，主要分子为主教、方丈、各都的郡长和王的贵族侍从。此外，也有国内一些有声望的士绅和教士以及宫廷内的主要官吏。至13世纪中叶，时人即以国会称此种会议。

英国的神经中枢是内阁，行驶政权的最高机关是内阁。内阁由首相组织，首相由英王任命。内阁成员既须陈述其政策，参加辩论，以及答复议员之种种质问，故非亲身参加国会不可，因此通常均同时为国会议员。内阁本身在法理上仅为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内阁集议无论在形式上或精神上，俱极自由。

金字塔以英王为顶点，其次则为世俗的宗教的大贵族，财富可观之大乡绅，中产阶级之小市民，而以下层之农工大众奠底。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贵族之地位与权力，远在自由人之上。贵族之赎罪金六倍于自由人。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而由于人民同意。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

英人对于自由的争取和卫护，千百年来，念兹在兹，永失勿忘。“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的贵族阶级反抗国王约翰，迫他签订的一个文书。内容所涉甚广，关于教会、封建制度、宪法、司法、贸易、赋税、森林、河流等，均有论及。大宪章之目的在要求国王承认人民所已享有的各种权利与自由。

“诺曼征服”在英国历史上是最后并最成功的一次外族征服。大量的诺曼贵族随威廉渡海而来，在不满200年的历史中，卒被英人所同化。这些多年多次的外族入寇，对于日后英人的血统性格及英国的政制文化，有极大的影响。现在一般史家都承认日后英人性格中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丰富的发明力、谈话的艺术、文学作品的美，都是从克尔特人血份中传来的。

英人最务实。他们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都注意实际的问题而不空谈理论。英人重行，世称英人为“行动之人”。英人在工作时之认真，鲜有伦比。我们看到那些机关职员、公司书记、商店店伙，一路的赶路，抢着向前跑，那种紧张的空气，那种用全副精力想在办公时间以内赶到办公室的精神，实在令人心折。

英人中庸而不极端。一切政治改革都采渐近的方式。英人很重视经验，又很保守。凡是过去所有的，俱觉可爱实用，不欲废之，遂成保守主义。英人是世界上最不爱交际的人。英人绝不无故到人家去闲谈，除工作外，既沉湎于休闲生活之中，绝少作人事上的应酬。

英人不喜辞令。在英国，一个政治家的话说得太漂亮了，也许有一万个人在欣赏他的言辞，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言辞。在国会里，有许多人都是极不善于演说的。正因不好交际，不爱空谈，故能集中精力于行动。千秋事业都是从行动而非空谈中建立起来的。

英人的深沉含蓄，使他们养成极大的耐性。英人很幽默，此亦为含蓄的表现。英人不大愿意将一切事情说得赤裸裸的，所以含蓄其辞。同时，一切与实际利害无关的事，英人都无所谓，所以一笑了之。在此两种心理之下，乃有“幽默”。

英人爱好自然，爱好乡村生活。英国自然生活中，最习见的两样东西是树和草地，二者缺一不成。英国乡村中的风景固甚平凡，但英国的乡村生活却极可爱。从城市到乡村，一二小时即可到达。最穷的农家，屋子里仍不缺少新鲜的空气和足够的日光，他们并不节省下午四时的午茶。牛奶、牛油、鸡蛋、火腿、面包、干酪、茶叶、糖、巧克力等最基本的食料仍然到处可以买到。

英人的感情深沉而含蓄，此在男女恋爱期中并不例外。在一男一女之间，他们究竟有无发生爱情或仅系普通友谊，常深藏内心而不外泄。每一个英国男子对于他的结婚生活，自然也有他的梦想。他希望能和他所看中的那个女子结婚，而他所看中的那个女子，大都能掌理家事，抚育小孩。泰因曾谓英国女子有一种为别国女子所无的不可消灭的动人可爱，著者亦深觉英人之家庭生活有一种为他处所无的温暖和宁静。

以一个中国人叙述英国事，著者储安平行文之际，常常不能自己地将他所属的国家和他所叙述的国家作种种比较。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及社会的风气究竟有无异同，其间得失又为如何？

英人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务实重行。英人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很少幻想，不尚辞令及一切浮面的虚文。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们密切注视现实。他们发言明浅朴实，而其决策和意见总是切合实际，力避好高骛远。中国的农民也颇务实重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无论是大风大雨或是炎日当天，他们做活时从无畏缩懒惰之态。所以在中国乡村中，尚有说做即做的精神。

然而这种务实重行的性格，在中国知识阶级的性格中，极其缺乏，他们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今日中国政治上的任务好发表演说，常空泛不着一物，冗长而无一字足以震人的心弦。我们的社会上只是充满了各种理论、口号、标语、宣言、计划等，但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也是蓬蓬勃勃的，但一究实际，只是一股空气。

“组织”与“合作”又为中英两国民性的一大异点。重行的英人有高度的合作能力及组织能力，而主要原因应归功于英人能自我约束。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强。人人都要贯彻他自己的意见，人人都不愿牺牲或放弃他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见。中国人不能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无论在做人做事各方面都缺乏一种同意的传统。在中英两国，都有几句谚语，这几句实可充分表示两国的民性。英人有言：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中国的谚语则为：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扛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中英两国民性的另一个不同，是理性在两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异殊。英人重视理性的结果，乃有英国的法治。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英人重视理性的另一结果是一切纠纷用理性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英国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合理的政治竞争的制度。

但中国人的理性，大都仅见于文字及辞令之中，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中国人不以理性而以感情驾驭一切的另一个现象即为好讲私情。中国人的社会以人为中心，中国实是一个人情的社会，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些便宜，故人在交际、请客、奔走、趋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分内的事务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人人重私的结果是社会无是非，无公道。利害已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判别是非的最大出发点。在中国社会上，越是有才气的人，越容易见忌招祸；事业越成功，所受的灾难风险越大。

英国的教育极重视品性的培养、意志的锻炼，以及对于诚实、可靠、服务、负责等等观念的养成。今日中国的情形正和英国相反：在思想上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大都仅偏重知识一项。中国的训育，只训而不育，训育与实际生活完全脱节，不能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培养出一种优良的品格和风度。今日一般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大都应归因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惟有一个务实重行，能辨别是非、主张公道、急公忘私的人民，才能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