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讲到了古人的俸禄，官员们都很清贫，然而，古代地方官的合法收入，远远不只是有数的俸禄。
在讨论古代官员的其他合法收入之前，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使只有以上列举的俸禄，地方官收入也已远远高于他们治下的百姓。
在汉代，一个家有百亩地的农民，年收粮在百斛左右，交完田赋、口赋、算赋、更赋等后，所剩无多，而当时一个收入最少的县令，年俸中包括的粮食就有240斛。⑤
明代地方官俸禄实发虽少，但也足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虽然有可能捉襟见肘），如谢肇淛所说，“今外官七品以上，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
再以清代为例，一名劳工的收入除了东家供给的饮食外，一年收入大概是白银5-10两，而县令的法定年俸是白银45两，相当于前者的数倍。
俸禄之外，古代地方官的其他合法收入，多种多样。
首先是皇帝赏赐。在汉代，每逢四时节庆，皇帝都会对百官大加赏赐，如杜延年“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赀数千万”。相对来说，地方官获得赏赐的机会较少，不过只要政绩突出，朝廷也常常会“增秩赐金”。颍川太守黄霸就曾因政绩突出，被赏赐”黄金百斤“（1斤黄金相当于1万钱），这大约相当于他5年的年俸。
其次是免除赋役。按照汉代法律，“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为”，即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在任期间，全家只需要负担军赋，其他全免；将军和秩二千石以上官员，在退休后，可继续保有此项特权。⑥地方官中的太守、县令满足以上品级要求。
在明代大多数时候，官员都有免役特权，其中京官全免，地方官免一半。“一条鞭法”实行后，徭役并入田赋，官员名下的土地随之也不必再缴纳赋税。
第三是变相补贴。为了改善官员生活，历代朝廷都会在俸禄之外，给官员一些变相补贴。
宋代各级官署都有专门的办公经费，称为”公用钱“或”公使钱“，交官员自由支配。自北宋中期，这笔钱被随意用于官员间的相互馈赠、请客，成为惯例。
在明代，朝廷按照不同品级，会给每名官员分配若干个“随从皂隶”，这些人要想免除劳役，每人一年需要缴纳白银12两，称为“柴薪银”。按照规定，分配给知府、县令的“随从皂隶”都是4名，那么他们一年可获柴薪银48两，相当于1-2年的年俸。⑦
到了清代，补贴名目更加繁多。放在明面上的有“养廉银”，一个知府每年能领取白银1200—4000两，一个县令每年能领取白银600—2000两。
私下里又有各种“陋规”，包括“火耗羡余”（州县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多征的部分）、奇零折算（将百姓纳税时多出的零头归公）、操纵汇率（以高于市场的银钱比率，折算百姓上缴的铜钱），以及乱征杂税等。⑧
这些收入名义上全部充作衙门公费，因此收受“陋规”通常不被视为贪污。
那么，地方官究竟能从中受益多少呢？光绪年间的官员胡家玉说：
“即以南昌一县而论，丁银四万八千余两，每两以加二钱四分计之，岁取银万余两。漕米五万六千余石，每石以加三钱二分计之，岁取银一万八千余两。该县养廉银一千九百两，比养廉多十五六倍，比巡抚、藩司养廉多三四倍……此盈千累万者，徒饱该县私囊也。”
这即是说，江西南昌县的县令，在正税以外，每年至少加收白银3万两，作为额外收入。⑨
学者张仲礼发现，依据当时宗族要求族中官员捐款的额度表，知府要捐的款项比县令多50%，于是他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推算，知府每年的额外收入至少在白银5万两左右，大约是其固定薪俸和养廉银总额的20倍。⑩
综合来说，中国历代地方官的俸禄不高，常常有人“哭穷”，但事实上，他们的俸禄收入已远远高于治下百姓。再加上官员本身的特权及额外收入，地方官基本都能过上较好的生活。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乃是毫不夸张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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