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参加革命,到了我党的印刷二局。这年,共产党军队正在跟国民党军队打仗,在从北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全国各地有的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有的是国民党控制的区域。
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地区提出,在解放区要使用自己的货币。为响应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解放区准备落实执行。之所以要逐渐有自己的货币,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的建立必须要使用自己的货币,这是国家拥有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货币和印钞厂,因此成立了货币印刷二局。
经党组织的考察,我被分配到印刷二局工作,具体安排在有工人也有采购人员的印刷厂里,我作为采购人员,负责印刷物资的采购工作。
参加革命前,八岁就种地的我,给地主打过工,然后又到外边闯荡,学习做买卖,后来当上了一名商店营业员。就是“到外边闯荡,学习做买卖”的经历,让党组织看中了我适合作采购这个活儿。
当时,随着解放区数量的增加,共产党钞票被使用的范围扩大,钞票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为解燃眉之急,共产党借助冀南银行钞票,解决货币供应,但后来还是供不应求,干脆就自己印刷货币。由此,需要采购一些印刷设备及原料比如油墨、纸张等,以便越早越快越多地印刷钞票,满足解放区对货币的需求。
采购这些设备、原料,都是以“华泰商店”作为掩护来作交易的。华泰商店,就是在天津解放之前,专门儿在冀南银行项下所设立的一个业务部门,实际上是作为掩护共产党的,也就是平时说的“地下采购人员”的名称而已。为了便于采购印刷物资,我这个“地下采购人员”,骑自行车到全国去采购。特别是到了国民党的控制区域,生命受威胁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战争的情况下,当一名采购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安全措施是非常没有保证的,我出去采购材料回得来,还是回不来,根本就不知道。回来了,就把买好的东西,送到解放区的印刷厂,即印刷二局印刷厂;如回不来就是出意外了。因此心理压力非常之大。
在天津还没有解放之前,有一次,我的一名同事被国民党发现了他是共产党的采购人员。知道这个情况后,国民党就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对印刷二局的触动很大。所以作为共产党的采购人员,组织上给我配备了一把手枪随身携带,为保护国家财产所需。我也成了带着手枪的采购员。这把“枪”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让我对做好采购工作增强了信心。
当时1947年我所在工作地大本营就是邢台。我当时采购货币印刷材料是需要到濮阳就是河南省采购。由河北省南端进入河南省就是黄河对岸边,这个地方是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共产党控制区域是没有卖这种材料的,只有国民党区域才有。最初购材料去濮阳这个地方我不熟,所以就找熟人亲戚为我作向导介绍一些情况。如此就放心多了,采购印刷设备,油墨、纸张(500磅的)等材料,因为这些材料一般个人是不会买的只有政府当局才有需求而买的。这样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有时跟随的亲戚,如果遇到了一些人,就能看出是否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人,基本他都清楚,所以他给我们做向导,我们可以把材料顺利地采购到手里,再发送运到邢台。
亲戚一路陪伴让我学会了在国民党区域内如何确保注意安全及其采取什么方法和措施。后来三年的材料采购工作,亲戚就不可能次次都陪同跟着了,就找可靠的商人因为这里有商业利益,我们就得需要自己去采购。有一次就出现了风险,在釆购过程中就听到有炸弹爆炸声,循声望去,原来国民党飞机投至炸弹了,这时马上原地卧倒得以安全。
就采购安全,组织上只能原则地要求就是注意安全,但是怎么注意安全,如何应对安全问题,都是由自己解决的。后来我们采购没有人陪同了,只能根据以前的经验。安全有时可借助商业上的某一特定需求得到解决,因为采购是商业利益所以买卖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其中就需要找到当地的合适商人,这样就需要事前调查和考察这个商人。期间就得在当地住下来,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深入调查卖印钞原料的商人、地点、周围的环境等,作出分析总结,定下来买,最后还得作出预判可能的“突发”风险。
我们会遇到两个意外困难——吃饭问题和睡觉的问题。
有一次来到一家饭馆吃饭,有人说我们不是当地人,被怀疑是共产党派来的人,这时候我们对饭店的人说不吃饭了就赶紧走出饭店,然后在大街上去随便买一口吃的,就解决了饿的问题。
另一个困难就是晚上睡觉的问题。我们不能住在正规的住宿地点,因为怕被发现是共产党,另外不容许花费更多的紧张钱用于在采购期间住宿,这样就到附近村庄“柴火”垛里睡一夜。当时是冬天,非常寒冷,那么我们就穿着棉大衣,就在柴垛里度过寒冷之夜,这样突破国民党各种无形的障碍,转天起来继续作采购事宜。
采购的时候就跟人家谈价格。价格必须还得合适就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价格又是卖家想卖的。有时卖家想抬高货价,我们说那就不买了。几经使用商业谈判各种技巧,如市场的、货物质量的或数量的,总之讨价还价,把必要的设备和每一批次印钞墨和纸张顺利采购到手,成功地发回邢台解放区工作大本营。
一晃三年,随着共产党地盘的扩大,我作采购工作也三年了。由于胆大心细,没有被国民党人员跟踪或发现,我的采购达到了数量质量及价格上的要求。
1949年全国解放,我根据组织安排来到了人民银行罗斯福路办事处,也就是现在的和平路。我由采购员转为到信贷员,由于业务干的有声有色,我在和平支行被先后提升为信贷科长和信贷主任。 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很快地,1965年,我又被调到了国外业务部。国外业务部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一个部门,国外金融业务让我的能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我被委任教导员作思想工作。因为1949年是从国民党手中把银行接受过来的,需要把国民党遗留或影响的思想,纠正过来。在此期间,我负责八家外贸公司对口国外业务所作国际结算业务,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我还做过国际结算业务,兼做国际保险业务。
1973年10月20日,我随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考察保险业务。这次访问是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损害保险协会之邀,为期一个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耿道明率团。代表团一行六人,其中北京市分行、上海市分行、天津分行各1人,我做为天津分行代表陪同访问。
此次代表团出行规划高。当天到机场送行的有财政部副部长江东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方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永以及关方面负责人傅泽浩、李聘周、崔平等。出访前,我用半个月进行了集中学习,不仅学习日本语言还学习商务礼仪。
我的一生,都在跟党走,为党的金融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胡逢泰
离休干部,先后作过四项工作:解放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印钞材料的采购工作;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干过信贷主任、科长;人民银行国外业务部的国际结算业务;国际保险业务。
编辑整理:杨一鸥、刘宝彩
主播:金角大王233
本期节目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喜马拉雅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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