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30日，当我跨进景德寺山门时，并没有意识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我眼前展开。
一个多月来，中共浙南地委机关少数同志间悄悄地传播着一则小道消息：国民党温州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二○○师师长叶芳与我们秘密接洽起义。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干事，也听说过这件事。
叶芳是永嘉人，陆军少将，原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第五军的快速纵队司令。1948年6月中旬至7月初，我军发动豫东战役，解放河南省会开封，歼灭9万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第五军为敌驰援兵团主力，但被我军阻击，行动迟缓，未能挽救败局。白崇禧向蒋介石控告邱清泉援汴不力，见死不救，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但结果只是让邱清泉暂时离开部队，回老家(温州近郊蒲州村)探亲。而叶芳作为替罪羊被撤掉快速纵队司令之职，随邱清泉回温。邱清泉在温州只耽搁了十天，即回去任第二兵团司令。叶芳留在温州，挂了两个头衔：衢州绥靖处高参与第五军征募处长，负责招募新兵。不久，邱清泉在淮海战役中毙命，这对叶芳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对叶芳很器重，当面表示浙南一方有事，由叶芳全权处理。叶芳很高兴，以为又有了一个靠山，不料陈仪秘密策划起义，3月被蒋介石逮捕(后被枪决)。新上任的省主席周喦明确表示不再任用叶芳，叶芳在政治上已无人可依附。而在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人前途考虑，叶芳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非另谋出路不可。
他一连走了四步棋：第一，团结主要幕僚王思本、金天然、卓力文等，形成意见比较一致的领导核心，而王、金、卓等对时局的认识比叶芳更清醒，对叶芳的影响很大；第二步，3月到上海，找到第五军军长熊少山，称自己兵员已足，要求给予第五军二○○师番号。回温后，即自行组建二○○师司令部；第三，找到他的同乡、时在上海作寓公的原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要求帮他沟通与我党的关系；第四，通过与浙南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陈达人和退役中将张千里，向浙南党试探。
二○○师号称三个团，但真正属于叶芳的只有新兵团。4月初，周喦下令将独立团划归浙江保安第二旅指挥，从叶芳手中挖走了一个团，接着派他的堂弟周琦为温州专员接替叶芳。叶芳即将一无所有，处境更不妙，于是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3月底到4月中旬，他派卓力文三次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与永嘉县委书记、浙南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曾绍文会商，表达起义的意图，沟通意见。
与此同时，浙南的革命形势迅猛地向前发展。浙南全境除少数县城和大集镇外，均为我控制，在战术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当时国民党的兵力分布如下：二○○师的新兵团和独立团驻温州城；浙江保安第二旅旅部及浙保第五团驻平阳鳌江；浙保第六团驻平阳水头街；浙保第四团驻文成，以上为敌主力。第六团来温不久，正与我接洽起义，其余各团均遭我沉重打击，被我整连甚至整营歼灭。蒋介石的正规军没有余力承担地方上的“绥靖”任务，敌方在浙南增兵的可能性极小。各县的自卫队战斗力很弱，全是游击纵队的手下败将。
当时我方对解放浙南全境有过三种设想：第一，分头解放各县，然后集中兵力解放温州；第二，先攻下丽水，掐住瓯江上游的咽喉，然后东下解放温州。这两个设想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发起战斗后，分散的浙保各团可能一齐收缩在温州城，成了难以啃动的骨头。第三个设想是先集中主力解放温州，然后四面开花解放浙南全境。随着叶芳起义的意图逐渐明朗化，温州城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增加，这一设想的可行性也增加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当时的最佳方案。
上海地下党从胡公冕处得知叶芳的起义意图，派王保鎏于4月18日到温州了解情况。他赞成我们接受叶芳起义。我军成立了温州前线司令部,同时，通知叶芳派代表来谈判。
我方首席代表为胡景瑊，代表有曾绍文、不久以后任纵队参谋长的程美兴和前线司令部参谋长郑梅欣。
叶芳的代表是二○○师政治部主任王思本、师部秘书金天然、新兵团政工室主任卓力文和独立团政工室主任吴昭征，四位代表都是筹划起义的核心人物。他们于5月1日下午秘密乘小船于黄昏时分到宋岙陈达人家，由纵队设在该处的联络站派警卫人员护送步行至景德寺。他们一到，谈判就开始了。胡景瑊坐上首，双方代表分坐两旁，我担任记录，会场点着煤气灯。
会议由胡景瑊主持，他首先代表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对叶芳将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义举表示欢迎，并欢迎四位代表前来共襄盛举。他申明我党不咎既往的政策和谈判的原则立场，分发协定草案，解释要点。
叶芳本人和起义部队的具体安排，草案上有两个方案，叶芳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即叶芳为浙南纵队副司令员兼浙南行政公署副主席，独立团和新兵团改编为第七、第八支队。
这草案有毛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原则依据，有北平和平协议作为参考，而且主要内容已在曾绍文和卓力文的接触中交换过意见，所以谈判双方心平气和，逐条讨论，弥合分歧，仔细地推敲文字，虽然发言大多字斟句酌，过于拘束沉闷与严肃，但会场气氛总算还好。不过，谈到双方的军事防区的安排时，却卡住了。对方代表却出乎意料地谈了叶芳的两点决定：第一，莲花心阵地必须由起义部队控制；第二，协议必须由叶芳过目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四位使者并非全权代表。
莲花心是温州城近郊西偏南方向的制高点，其火力可以控制大部分地区，又掐住我纵队进城路线的咽喉。按照双方已同意的防区安排方案，莲花心阵地在我军防区之内。如果由起义部队控制，则纵队进城时必须在他的火力网下通过，其实质就是：只有在叶芳的军事控制之下，我们才能进城。叶芳处于弱势，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悖于常情、而且必然要被我们反对的决定呢？我们无法猜测，只能说明叶芳对我们仍不信任，怕被我们吃掉。
这时大约是下半夜三点多钟，听了这些话，全场顿时没有一点声息，煤气灯发出的嘶嘶声格外刺耳。
半响，胡景瑊同志缓缓地站了起来，态度温和但很坚决地说：“我们一向教育部队，前面有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在我们进军的中途，就可能在莲花心引起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方代表作了一些解释，但他们无权改变叶芳的决定。程美兴同志沉不住气了，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如果不让出莲花心，那只有打了！”
大家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胡景瑊同志宣布“休息十分钟，大家冷静考虑一下”。
代表们离开会场，分散在两旁休息室里分头交谈，沟通意见。重新开会时，对方代表表示一定能说服叶芳撤出莲花心阵地。于是《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之协定》六条十款于5月2日凌晨五时许签字。双方约定于5月4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时东方已经发白。
在这紧张而漫长的一夜中，有一件事很久不为外人所知。
起义协定签字以后，曾绍文同志提出，我们是全权代表，签了字，纵队对协定的实现负全责，但叶将军的四位代表未被赋予全权，如果他不同意协议，怎么办呢？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都怔住了。曾绍文同志拿出一个协定附件草案，只有两条，关键是下面这一句：
“如叶芳将军拒绝本协定，或在原则上修改本协定，四位代表即以完全负责的态度自行采取积极行动，保证本协定(除有关叶芳将军本人之各项及无法说服其起义的部队外)之全部实现。”
这很明白，如果叶芳反悔，就撇开他，“自行”组织起义。对方代表说：叶芳起义是真诚的，不会变卦。但他们都在附件上签了字。不过，他们回城汇报后，叶芳全部接受协定，包括撤出莲花心阵地，附件成了一纸空文，40多年后才对外公开。
5月4日的谈判仍在景德寺，不过是白天。这次谈判是落实起义协定的工作会议，讨论双方如何协调行动，议定纵队进城路线、防区、口令、联络信号等共十一条数十款，双方代表都签了字。
5月7日，温州城(专署及永嘉县政府所在地)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影响极大。浙保六团宣布起义，浙保四团放下武器，浙江保安第二旅旅部及保安五团下海逃走。到5月底，除泰顺、玉环已先期解放外，20多天内文成、瑞安、乐清、平阳、青田、景宁、温岭、黄岩相继解放，势如秋风扫落叶，而且大部分县城的解放兵不血刃。5月26日，三野二十一军到达温州，与浙南纵队胜利会师。6月，两支部队各一部并肩作战，解放了福鼎和柘荣，纵队一部还与二野十二军一部一起解放了寿宁。
作者：洪水平，系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时为解放温州谈判共产党代表团工作人员
主播：艺炀
本期节目由温州市档案馆、喜马拉雅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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