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5：李正荣丨托尔斯泰的死前自省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正荣。

我们说过，《复活》的情节来自于法官科尼的真实故事。托尔斯泰几次感概“科尼的故事”是一个“绝妙的情节”，这大概是因为科尼的原故事给托尔斯泰一个非常方便的人物构造。

马斯洛娃的生活是一个下层社会扇面，涅赫柳多夫的生活是另一个上层社会扇面；马斯洛娃涉案，打开了监狱大门里面的世界，涅赫柳多夫为改变对马斯洛娃的误判而奔走，牵动了俄罗斯国家机器的各个“部件”。马斯洛娃和涅赫柳多夫，两个形象所“关系”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就是整个俄罗斯，就是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完整画面。

托尔斯泰根据科尼的故事，在马斯洛娃的形象设计上，自然地使用了“半侍女”、“半养女”的组合。这显然是作家得意的设计，“半侍女”、“半养女”的身份，让马斯洛娃处于特殊的状态，她“浮”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中间，让两个不同的社会分层自然地接触，然后又命定地分离，让小说真实可信。

马斯洛娃的牢房狱友，则是托尔斯泰发育科尼的情节的结果。原故事单线的情节变成了“复线”构造，让小说极大的丰富起来。涅赫柳多夫也如此，围绕他展开的法庭、贵族家庭、法律界、乡下、三等车厢、流放营地全景地永恒地复活了19世纪俄国现实。

两个主人公的双重视点，交错进行，构成这部小说非常独特的诗学结构。整个小说都是“第三人称”，但是，主人公性爱悲剧的主题是分别以两个主人公为“重心”，一波一波交替“回溯”的，在一轮一轮“闪回”中，当年的两个生命也一次一次复活，其它主题也是如此。

我们说《复活》第一部第三章的三封信，构成了小说男主人公性格发展的三个维度，涅赫柳多夫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中，完成了一个“俄国忏悔贵族”的塑造。在俄国，这是19世纪文学的一个系列形象。在托尔斯泰创作中，更是一个系列的连贯的形象。它不是《复活》这一部小说的孤立现象。

“涅赫柳多夫”这个名字，早在托尔斯泰的第一批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在《童年·少年·青年》，他是一个有新思想的大学生，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他是一个“亲眼”看到俄国乡村问题而努力改革的地主，在《琉森》中，他是一个对西方虚伪道德表达抗议的俄国贵族。

《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是这一系列道德完善、自我忏悔贵族形象的总结。这个最后的涅赫柳多夫在自我批判和忏悔自新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达了空前的程度。

所谓忏悔的强度，我们可以看到，《复活》中涅赫柳多夫是一个标准罪人，面对马斯洛娃，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是个真正的罪人，在这样尴尬的境地，涅赫柳多夫无可躲藏；所谓忏悔的广度，在于这一形象的罪过恰恰是贵族社会有意培养的，他是整个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所谓忏悔的深度，在于作家不断让这个忏悔贵族奔走于沙皇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跟随他的忏悔，逐渐看清，罪过不在他一人，也不在个别人，而是整个贵族阶级。

涅赫柳多夫的忏悔也逐渐向内深入，从一般的良心发现，到承认罪过，再到挖掘罪恶本性，他在现实社会和精神生活中都完成了一场颠覆世界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个“旧世界”人的灵魂复活了。

小说第二部是以这样的场景结束的：在三等车厢里，涅赫柳多夫看到一伙工人闯进来，“‘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新世界，’涅赫柳多夫瞧着干瘦而强壮的四肢，瞧着粗糙的土布衣服，瞧着晒黑的、亲切的，疲倦的脸庞，心里暗想，而且感到他四周都是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劳动的、人的生活所包含的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瞧，这才是真正的上流的社会，’……他体验到一个旅行者发现新的谁也不知道的美丽世界时那种欢乐心情。”

我们再说说整部小说的艺术性。

托尔斯泰写《复活》的时候，他也正在写理论性的艺术理论文章《什么是艺术》。他认为，文学以及整个艺术，它的使命，不在于宣扬美，而在于表现真，特别是在于追求善。在他看来，真、善，是不美的；反过来也同样，美，是不真不善的。所以他在结构上，以“善”，以“真”为原则。小说的诗学结构、人物设计和塑造，紧紧符合着托尔斯泰的主题。

托尔斯泰是以擅长人物心理描写而著称的。他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抓住思想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一丝一丝地展示出人物内在情感的变化全过程，充分展示人物从一种思想感情，向另一种常常是相反的思想感情转化的演变过程。

在进行心理描写时，作家又善于同具体的社会场景和自然场景相配合，这些是托尔斯奉的心理描写不同于其他心理描写大师的突出特点，被批评家称为“心灵辩证法”。

涅赫柳多夫每一次反思，几乎都是这种“心灵辩证法”的全过程的细腻展示。不断的反思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心灵辩证”运动。从一个细小的变化开始，一点点积累，反反复复，忽暗忽明，最后形成“大雷雨”之夜的剧变。而且，雷雨之后，作家没有停止挖掘心灵变化，一直延续到小说的最后。

《复活》充分显示了托尔斯泰朴素无华的现实主义风格，它平铺直叙，单线发展，直接地、不加修饰地描写男女主人公遭遇的种种事件。这种朴素的叙述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非常客观地展示了一幅19世纪末俄国生活的典型画面，并在这样一种广泛的典型环境中真实地再现涅赫柳多夫这个典型形象。托尔斯泰的语言十分朴素，但是却蕴含着强烈的力量和巨大的魅力。第二部第八章大雷雨之夜的描写，没有任何修辞手法，一个比喻，一处夸张也没有，完全是直笔写实，然而整个大雷雨却跃然纸上。

《复活》的讽刺也是一大特色。托尔斯泰在描写法院断案时，大量运用尖刻的讽刺笔法。比如，三名法官登台，肖像、动作、心思滑稽可笑，与“严肃的法律”形成强烈对比。这是一种漫画式讽刺。再比如，马斯洛娃本来没罪，仅仅因为陪审员少写了一句话而被判刑，而且错判无法更改，这是对司法制度的辛辣的讽刺。

又比如，涅赫柳多夫是陪审员，却是真正的罪恶之源。俄国在1864年改革法律体制，引入西欧的陪审员制度，这项改革被当作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复活》中，它和社会公正背道而驰，这是托尔斯泰对社会制度改革的深层的痛楚的悲剧性讽刺。

托尔斯泰写《复活》除了文学创作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目的。

他希望出版《复活》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益，他要用这笔受益，捐助俄罗斯一个被压迫的教派。在他的帮助下，这个教派被允许离开俄国，在托尔斯泰帮助下，这个教派在加拿大找到了收留地，在托尔斯泰《复活》收益的帮助下，并在托尔斯泰的儿子亲自陪同下，这个教派顺利移居加拿大。

而托尔斯泰自己，写《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写下了放弃财产的遗嘱，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最后，在遗嘱无法公布因此未来可能无法实施他的遗嘱的情况下，托尔斯泰决定出走。《复活》发表十年之后，托尔斯泰本人也像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一走了之”了。

1910年11月10日（俄历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10天后感染肺炎，在一个叫做阿斯塔波沃依的小车站逝世。但是，托尔斯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遗嘱却以更大面积的方式实施着。

那位把“复活”的绝妙情节转让给托尔斯泰的科尼法官，在回忆托尔斯泰的时候这样写道：“旅游者把撒哈拉说成是一个炎热的沙漠，沙漠中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当黄昏来临，死一般的寂静又加添了一重黑暗。这时一头狮子出来找水喝，凶猛的吼叫震响了沙漠。狮子的吼叫引起百兽悲鸣，夜鸟啼叫，以及远远传来的回声。于是沙漠复活了。这一头狮子也常常这样来唤醒人生。他在愤怒地寻求真理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出错，但是他善于思考，自豪地破坏了寂静，把周围的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不让他们在僵死的沼泽般的死静中沉默下去……”而这一头狮子就是托尔斯泰。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那么这部小说我们就全部讲解完了，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再回头重温一下这部小说，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感受。

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我推荐汝龙和草婴翻译的版本。

喜马拉雅的朋友，我是李正荣，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