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潘璐
每一次谈到与母亲相关的话题，
我总是避而远之，
只因每次都会失控。
母亲长得很漂亮，记忆中的她有着明亮的眼眸，两个小酒窝使得笑容更加迷人，虽然皮肤黝黑，但是很细腻，直到患病后才突然衰老；头发乌黑亮泽，无论长短都是那么顺滑；嗓音清脆，当年作为知青在农村小学教学音乐课，素有“百灵鸟”之美名。
母亲是大家闺秀，由于外公外婆四十多岁时才有了她，因此被视为掌上明珠，我的两个姨娘和两个舅舅们也都宠着她，特别是大姨娘更是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当时姨娘已经当妈妈了）。
外公是医生，外婆是护士，那时的家境不错，母亲在大家的宠爱下健康快乐的长大。
但也是因为家境的原因，外公外婆在特殊时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被关进了“牛棚”，随后安置在安徽一个小县城的医院里工作，母亲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初中才毕业就去到了皖南的一个小农村插队当起了“农民”。
上山下乡
从那以后，自小娇惯的母亲也学会了插秧除草，学会了砍柴喂猪，学会了拢火做饭，学会了逆境中生存。
那时候的母亲是个“文艺青年”，在宣传队也是人人皆知的活跃分子，唱歌跳舞样板戏样样出色。
正值青春豆寇，遇到了同样“愤青”的父亲，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篮球、足球、游泳甚至“打架”都显示出阳刚的气质，他们相爱了。
添丁进口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我的出生却使一家人陷入困境，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四个月大的我就一直处在生死边缘，大夫说最多活到六、七岁。
年仅20岁的母亲背着我到处寻医问药，可是在当年的医疗背景下，我的病无疑就是被判了“死刑”，没有任何医院愿意接收这样的病孩子。
那会儿父亲还在合肥工作，和母亲两地分居，为了能照顾到我，父亲只能放弃国有单位的名额调回县城来。
由于我的病使母亲着急上火，脾气也暴躁起来，但是却变得越发坚强，她告诉我说，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坚信我会好起来。
在我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小孩，活泼可爱父母甚是喜欢，但是他们大部分精力还是在我的身上。
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突然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几乎就是等死的节奏，但是父母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医治，母亲到处打听哪儿可以治好这种病，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她都跑遍了，终于通过她中学时候的同学正在上海医科大学进修的契机，找到了当地的儿童医院将我收治。
后来母亲告诉我，手术那天需要家长签字，她非常坚定，抱着孩子肯定能治好的意念果断签署了同意书。
签署同意书
虽然小时候我是个病孩子，但是对我的教育父母一直很重视，母亲自己是小学教师，她总是说你即便是活一天，也要学会如何为人处世，也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能因为生病而溺爱你，那会儿我要是犯了错误依然是要受到责罚的，母亲对我是毫不留情。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当年她下放到农村才初中毕业，后来回城虽然在县城的小学教书，但是没有学历就始终不能转正，也就意味拿很少的工资，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就是边教学边自修大学课程，每年都在参加考试，市级特级教师、省级特级教师，在母亲拿上了全国特级教师证书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岁了。
改革开放以后，弟弟南下深圳，我却到了北京，从此和父母就开始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起初我也是很想他们，一周煲一次电话粥，或者写一封信告诉父母我在这边的生活状况，时间长了我也就疲了，电话和信件越来越少，由每年春节回去一次变成了几年才回去一次。
几封书信
但是母亲总是想办法联系我，不是给我寄各类东西，就是托人带家乡特产过来，她还很俏皮地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在哪儿”。
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去离家很远的芜湖火车站接我，即便有事耽搁了没去车站，也会在家门口翘首以盼。
2002年的国庆假期，我和爱人及朋友夫妇俩相约回到安徽老家，计划去九华山和黄山游玩。
黄山
那时的母亲还是很有活力的一个辣妈，精气神十足，尤其是嗓门还是那么大，走路还是一阵风，重要一点就是胃口特别好，看她吃什么都好香，而且每次吃的还不少，但是人特别精瘦，当时还玩笑说“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情况当时奶奶觉得不太正常，强烈建议去做检查，母亲说没事，因为单位每年都有体检，有问题早该查出来了）。
哪曾想等我们回到工作地后一个星期，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重病，让我们赶紧拿主意怎么办？
简直晴天霹雳，怎么会呢？可是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于是亲戚朋友一起出谋划策，最后听取了大姨和舅舅的建议，去母亲老家杭州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那天，我和爱人、弟弟和弟媳，还有其他亲眷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每一秒钟的敲击，就像蜡烛油滴到手心里般焦灼，漫长的8个小时后从母亲身上切割下来的病体被护士送了出来，我不敢看。
化疗
随后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母亲被推回了病房，大夫嘱咐说：“已经把能去除的病灶都去除了，剩下的需要化疗解决，然后就是慢慢的调养”，看着母亲满身的管子，紧闭的双眼，皱起的眉头，那种心痛无以言表，每次的擦洗、每次的换药、每次的翻身都倍加小心，生怕弄痛了母亲，只要她稍微“哎哟”一声，都感觉特别自责。
经过十次化疗，母亲终于康复（暂时的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出院回到了老家，感觉天蓝了、空气清新了、水也甜了，并且又能重新回到讲台教书了，依然大嗓门，依然谈笑风生，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2003年正值全国“非典”爆发季，3月份接到母亲再次病重的消息，我和弟弟所在的两个城市（北京、深圳）都是最严重的疫区，全国上下紧急抗典形势严峻，老家小县城也不例外，果然我俩一下车就被防疫站的人员紧追。
非典时期
因为都是从重灾区回来的需要隔离防疫十五天，确定没有传染嫌疑才允许走动，母亲说：“我这个有病的人都不怕，瞧你们紧张的，不用给我们带走，我们就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总可吧。”
就这样，从我们离开家乡十几年后终于有了一次和父母全然在一起的十五天。
离家十多年（以前回老家都是大多和同学聚会，很少和父母在一起），发生了好多无从知晓的事情，听母亲娓娓道来，又有多少让她难以释怀的事情，我帮着梳理解惑。
我们一起愤怒、一起开怀、一起沮丧、一起释然，从未有过的亲昵，从未有过的无话不谈。
和母亲一起浇花逗狗，和父亲喝茶下棋，其乐融融，本来病重的母亲居然转危为安。
刚回到北京没有十天，母亲癌病复发已经扩散至全身，接到电话我火速赶回了老家，还是像过去一样母亲站在院门口等着我，瘦小的她佝偻着身躯似乎已力不从心，强忍着心痛我还玩笑她：“干嘛装作老太太”，“其实我没事，就是想你了，回来就好”。
我搀扶着母亲进了屋安顿好，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蒙着被子痛哭起来，这是知道母亲患病后第一次伤心欲绝，也是明白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刚开始几天，母亲还能下地走走，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还说让我赶紧生小孩，等病好了帮我带孩子，一周之后就逐渐不能下床了，全身开始鼓包、疼痛。
我慌不择乱地跑到县医院去求大夫帮母亲减轻痛苦，可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注射一些药物缓解，由起初的疼就打一针，慢慢变成每天打一针，再后来一天打两针，最后的时候，药水再也打不进去了，身上从注射药水的针眼开始溃烂，皮肤大面积坏死，再也没能恢复……
母亲生于1950年10月1日，卒于2003年6月20日，享年53岁！
为母亲的墓地献一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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