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建党群星》: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024-01-17 10:42:5628:08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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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群星》

引言:

你好,欢迎收听由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推荐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荐读图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自此以后,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由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干部龙眠和文华书写的《建党群星》。

中共一大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一大召开时,最初的党员人数并不多,能够参加一大的党员代表更是不多。后来经过党史资料的整理,发现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只有十三位,这十三位代表在后来的历史风云中,或进取,或淘汰,或化为细沙。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洪流里,这些风云人物到底如何发展,我们今天一起到《建党群星》这本书里面去寻找答案。

第一部分:陈独秀,五四先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因瘟疫去世了,他从小是在祖父及长兄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在他17岁时通过考试成为秀才。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1898年,陈独秀赴东北嗣父陈昔凡处,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在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陈独秀的“新”思想开始萌芽成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新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的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陈独秀既向往民主,又崇尚科学。

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一场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运动和启蒙运动,它对蒙昧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孔家店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广大青年从沿袭几千年的孔孟之道的严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步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了科学的认识。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坚决走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的热烈拥护者。陈独秀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成为中国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意义还在于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接衔接起来了,它在思想上直接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些行为,陈独秀被北洋政府看作“过激派”的首领,然而,陈独秀明知处境险恶,但仍坚持带头参加示威游行,带领学生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可以这样去理解,陈独秀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可以当之无愧的被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绩,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离开北京。1920年2月,当陈独秀离京南下赶赴上海时,曾和李大钊密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创党”之说。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则大大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进程。

1920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遣代表来华,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产业工人最为集中,力量最大。在五四运动中,上海沪宁、沪杭两地铁路工人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因而上海具备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雄厚的阶级基础。而在当时,上海已经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上海又具备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一一上海发起组的建立不是偶然的,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考虑党的名称究竟是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他主动写信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复信转告了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决定就叫“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共8人。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8月底,陈独秀要由沪返京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意见“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第二部分:李大钊:国内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第三部分:李大钊与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

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然而,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因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会议。包惠僧曾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开款子的事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了大会。

李大钊当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出席一大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参加。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总之,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

第四部分:两位外国人

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曾在中国出现过两个外国人,这两个人很大程度的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两个人分别是维经斯基和马林。

维经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纳乌莫维奇·札尔欣,俄国人。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这个人就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是国际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建党的人。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并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来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了解到的第二个外国人是荷兰人马林,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会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客轮抵达上海。化名安德莱森,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

在中国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

中共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不久陈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到释放,就此陈独秀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

可以说,马林作为一大代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五部分:建党群星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一大召开时,参加的代表共有十三人,这些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这些人也为一大的顺利召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王会悟精心选定了一大的会址并在会议期间负责代表食宿,王会悟为一大的召开做出了贡献。

历史的洪流总是汹涌又澎湃的,它将每一个人都带到了不同的方向,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大代表也有着不同的命运,有的人坚定内心信念,把自己的信仰坚持到底;有的人经受不住信仰带来的压力,半途而废;也有的人在坚持信仰的道路上奉献了自己。

参加一大的李汉俊和王尽美,都对党有很大的贡献,但一个主动退党,一个英年早逝,令人唏嘘。而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都在信仰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为中国共产党奉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这几位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令人玩味。

值得一提的还有张申府、俞秀松、邵力子这三位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对一大的贡献却是非巨大的,张申府早期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参与创建了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后又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而俞秀松则承担了上海小组的工作并且参与培养挑选预备党员,邵力子参与建立上海中国共产党小组,也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奉献了力量,后来退出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成了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位“特殊官员”。邵力子是我国提倡计划生育的第一人,他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个观点深远的影响着我国的。

总结

中国共产党,从秘密到公开,从弱小到强大,经历了多少曲折困苦,牺牲了多少爱国志士,才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的浪潮将这些建党群星筛选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在这场历史的潮流中颓唐了,有的人退伍、叛变了,也有的人继续奋进,坚持。我们不去否认这些人当年曾有过的贡献,炼钢,一定是有钢有残渣。引用鲁迅的话,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行进的过程中,有的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前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追随建党人后来的足迹,给人一种特殊的启示,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并不顺利,对于中国的漫长历史来说,这些人值得我们铭记,值得的我们去思索。让我们铭记历史,继续奋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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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错了一个字,五四运动中,读成了五四运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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