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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事物突然流行起来时，我们总会浮现两种法：一定有幕后推手，或者它本身确实好，但是事实真是这样吗？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瓦茨在《反常识》一书中，通过一项超过14万人参与的实验证实，即使你创作的歌曲质量全世界前五名，顶多也只有50%的机会流行起来。他提出：常识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会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要学会恰当地质疑常识和直觉。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自财经专栏作家、独立投资者姚斌先生。他从多个视角理解《反常识》一书，给我们提出了不做事后诸葛亮，摆脱常识陷阱的一些建议，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常识，一是指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二是指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知识，即“日常知识” 。比如，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在西方沉没。
常识非常适合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并且非常有效。但是，当常识涉及公司、市场等复杂性系统时，我们经常会忽略常识成立的条件，导致我们用错了常识。
复杂性科学中的“复杂性”来源于众多相互依赖，且以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微小扰动会被放大，并在其他地方产生巨大影响。当复杂系统中的每个微小因素都可能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被放大时，模型能够预测的也就很有限了。这就是说，复杂系统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常识思维无法帮助我们应对这样的复杂世界。瓦茨认为，只要我们能收集到足够多的历史数据，就可以作为准确的预测出事件发生的概率，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依据历史数据的方法也会存在问题，即重大的战略决策并不常见，因此采用统计方法也无法奏效。
比如，当我们面临公司是否进行战略并购的抉择时，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即使我们能计算出概率，60%的成功率和40%的成功率之间的差别也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所以，统计模型和群体智慧不适用于预测一次性的战略决策。
战略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战略不好，而在于“正确”的战略碰巧出错了。伟大的战略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最初的远见是否正确，但要提前预测到这一点，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当我们展望未来时，看到的却是无数个可能的趋势，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未来的重大转变，而剩余大部分最终都会转瞬即逝或者无关紧要。瓦茨建议，我们应该少关注对未来甚至多种未来可能性的预测，而要更重视对当前情况的反应。即使对于那些确实没把握的预测结果，知道可能发生的结果范围也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随机应变。
常识让我们追求结果，但我们应该进行系统性思考。一个良好的计划可能会失败，一个糟糕的计划也可能会成功，这只是机遇罢了，所以在判断计划好坏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到其本身的优劣，也要考虑到已知的结果。要特别注意摈弃成功中的运气成分。
又比如，人们更愿意相信，成功的人一定比不那么成功的人更具才华，或者工作更努力，至少他们更好的利用的机会。但是，这种常识性的解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确实，无能的人中有很少能把事情做好，才华横溢的人也极少人会彻底失败。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随机性和累积优势并存，两者的结合意味着人们既可能取得成功，也可能遭遇失败，或者得到不好不坏的结果。
衡量能力应该根据能力本身的特性。尽管听起来有些令人失望，但我们评估一个基金管理人的能力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观察他的投资过程本身。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他的历史业绩有关，也可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评估方式很难执行。能力是能力，成功是成功，后者并不总能反映出前者。如此，就打破了马太效应。
将这种思维运用于一家公司的成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苹果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大多数人往往倾向把整个公司的成功都归因于史蒂夫·乔布斯一个人，而忽视的公司中还有成千上万名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师和管理者。
有人认为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成功不可替代的缔造者，和所有常识性解释一样，这个观点也很有道理。但是，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库拉纳在《寻找企业的拯救者》中认为，公司的业绩很少受CEO行为的影响，而更多的是由行业总体情况和整体经济环境等个人领导者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决定。
传统的成功解释之所以基于领导者的带领作用，并不是因为有证据支持该观点，而是因为如果不借助这样一个人，我们就无法直观的理解一个庞大复杂的实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我们往往会将公司的成功归功于一个强大个体的作用，这是心理偏见和文化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常识》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背景很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相关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运气所致，预言可以自我实现，即使是完美的计划也常常受到意外因素的影响。未来是无法预测的，过去的付出并不能确保未来的回报。人是有偏见的，有时甚至是不理智的。有倾向的说法有时胜过事实，简单的故事会掩盖复杂的真相。
当讨论到人类行为时，社会社会学家发现的东西，无论是多么难以理解的结论，会思考的人可能早就认为那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如何被整合到一起的，我们并不清楚。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承认未来不可预测。但我们不知道，通过更仔细的考虑各种可能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可以被消除多少。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不可预测性中有多少和掷骰子一样是内在随机的。
我们更不清楚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之间的平衡会如何改变我们应对未来意外事件所制定的战略，或者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观察到的结果作出的各种解释。
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才有望超越仅凭常识和直觉就能达到的高度，取得真正的进步。正如300年前亚历山大·蒲柏曾指出的，研究人类的关键不在上帝手中，而在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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