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03】哈佛汉学家包弼德：《大学》| 中华文化中迷人的思想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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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190年

作者: （宋）朱熹
出版社: 中华书局

中文文稿

你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讲席教授Peter Bol, 包弼德教授：

你好，我的名字叫包弼德，我在哈佛教中国历史。

在今天的节目里，包弼德教授将会和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四书”之一，《大学》的智慧。

大学，遥远时代的歌声

差不多五十年前，年轻的包弼德怀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强烈兴趣来到台湾，拜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先生门下。这位老先生是清朝宗室后裔，幼年时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和溥仪一起在宫廷中受教于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老师当中既有像陈宝琛这样的国学大师，也包括像英国人庄士敦那样的西洋学者。

当我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老先生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四书”中重要的章节都背下来。我跟他说：“老师，在我们美国，已经没有学校和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课文了，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根本背不下来这么多古书。”老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背书，要用一种特别的调子。就像这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就这样，包弼德跟着这位老先生背了四年的经书。几十年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却依然记得老师教他吟诵的、属于那个旧世界的声音。

包弼德教授吟诵的，是中国“四书”之一的《大学》的第一段。在今天的节目中，包弼德教授将和我们分享他对《大学》的解读，讨论在过去的一千年中，这本书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又如何塑造了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那些精神特质。

从一篇文章，到一部经书

《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说它是“一部书”，其实有点言过其实。

《大学》原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当中的一篇。《礼记》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是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编录了孔子及其弟子有关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许多文章。

我们并不能确定《大学》的作者是谁。《大学》的主要内容是讲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意义，也的确反映了孔子本人和儒家的一些核心思想，但我们不能确定它的作者究竟是孔子、孟子、还是他们的任何弟子或再传弟子。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确定的文本形式出现大约是在两千年前，而孔子生活于更早的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孟子的活动年代略晚，但也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不过，即便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影响我们阅读和领会《大学》中所讲的义理：书里的文字已经直接向我们传达了它的哲学和思想。

那么，一篇作者不明、年代不明的文章是如何在后来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在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重新发现和阐明了《大学》的意义，将其列为了“四书”之一。二是从元代开始，“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考察内容，《大学》和《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一起，成为了其后历朝历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在朱熹等人重新发现《大学》的价值之前，《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为什么《大学》的地位在宋代获得了提升，而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又从《大学》中发现了什么样的新价值呢？我们需要回到一千多年前去寻找答案。

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学问？

大唐帝国的覆灭、社会秩序的崩坏和信仰危机带给了宋代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震荡。为了重建社会秩序，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改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有的则强调民众道德改良的重要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程颐和程颢兄弟。“二程”是程朱理学的开创者和先行者，他们学术上的继承人就是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一起整合为了“四书”的朱熹。

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一种学问？学问是有关价值观的选择。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人坚信，最重要的价值是道德价值，而道德实践是其中的核心。当时，有另一些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改革体制比改良道德更重要。我们谈论的这些人是相信道德改良的。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道德涵养，自我意识的涵养，个人思考的培养。他们比较少关注体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开宗明义，说一个有志于追求大道的人，他学习的终极目的，包括三点：

大学之道，第一点，“在明明德”，意思就是说你要彰显人身上那种可以照亮世界的德行。第二点是“在亲民”，有人将它理解为和民众建立紧密的关联，而照宋代人的说法，“亲民”的意思类似于“新民”，意为改造和教化民众。第三点，就是“止于至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学习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那就是处于最完美的境界。

然后，《大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确立这个学习的终极目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是“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知道了他所要追求的最终极的目的，才能定下心来做他要做的事，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专心。安心、专心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学习和理解的过程。毕竟，一切都有始有终，一切都有主次和本末，也只有这样，才能接近所谓的“道”。

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的大学

然而，先秦诸子和宋代以前的哲学家中有很多人都讨论过关于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至善”的问题，这还不是朱熹对《大学》最重要的发现。朱熹等理学家最大的突破在于，在他们的手中，原先的儒家思想被催化成了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世俗信仰，这种信仰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内在秩序的、各个部分都彼此相关联的、有机的整体。

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贯性的有机体。中国古人讲宇宙天地，讨论它们如何运行。太阳每天升起，四季流转，年复一年。自然界当然存在不可抗的意外和灾难，但在万象纷纭背后，存在一些既定的自然法则。

自然有冷暖的交替，月亮有圆缺的变化，草木有盛衰的转变，万事万物，皆有其“理”，而各自不同的“理”最后又会汇聚为一个统一而抽象的“理”，有如万川印月，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体现着自然的法则——一个和谐而有序的法则。然而，作为这个有机而有序的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所生活的真实的人类社会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序性和不和谐：痛苦，墮落，尔虞我诈。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完美？而如果我们想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把它变成有机而有序的自然界的健康的一部分，我们这么做的依据又在哪里？

《大学》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因为作为生物性的自然人来讲，我们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中就蕴含着潜行于天地万象之下的伟大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人性从根本上而言，是与自然相合的，我们的内心可以感知到自然的和谐和整体性。

这种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的假设，构成了宋代以来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强烈的信仰。而也正是基于这一关键的假设，理学家们提出了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人生实践法则。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八条目”，也是《大学》中最核心的内容。这八个步骤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八条目是什么？

在理想的上古时代，那些想要在社会中践行道德原则的圣贤，会通过治理国政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在治理国政之前，他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而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之前他必须要修身养性，而修身的前提是内心端正、充满诚意。而如何做到正心诚意呢？他必须获得知识。而获得知识的起点，是“格物”。

“格物”的概念精微而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没人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在朱熹等人的理解中，格物就是“对事物的探究”，在对万事万物的探究中加深和拓展对世界的认知。然而，“格物”的对象虽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但格物更高层次的目标，则是在看似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看到关联，把对每一个事物的理解推而广之，最终达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并基于这种整体性的认知，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格物的过程，就是看你所关注的那个东西，你在做的事，它为什么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知道自己对世界的责任：我们总是要想，我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我怎样处理我所面对的事情，才能有助于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

作为国考教科书的《大学》

我们前面说到，《大学》之所以成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除了宋代理学家对它的创造性阐发之外，科举制度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从元代开始，四书进入了科举考试的范畴。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在熟读《大学》的同时，也将《大学》中所宣扬的价值观内化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科举考试的题目，通常是从经书中选取有理解难度的、含义比较隐晦的、或是逻辑上看似不通的段落。而应试者的任务，就是写文章阐明自己对这些段落的看法，讲清楚这些看似不同的段落背后隐含的逻辑，以及这些道理如何应用于实践。

比方说，《大学》的第一段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把它与《大学》中讲的其它内容联系起来理解？又怎么把这句话放到实际生活中理解？考生要谈的，其实就是世界的秩序和因果问题。

在包弼德教授看来，宋代以后的中华文明，其最鲜明的特色和最伟大的成就，便是知识分子治国。基于科举考试的文官选拔系统，在理论上保证了国家的领导层，是由具有道德责任感的博学之士组成。而科举考试考察的内容，正是以《大学》为代表的四书，以及宋明理学对四书的官方解读。

明代中后期，当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他所注意到的，不是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不是藩王，而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领导着整个朝廷和帝国运转的士大夫们。利玛窦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哲学家为王的国度。”而谁说过关于“哲学王”的话呢？是柏拉图。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在柏拉图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应该交给哲学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包弼德教授在朱熹等人对《大学》的解读中听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回音：

理学家朱熹给了《大学》权威的注释。他曾给皇帝讲学，他说：你本身，你有这个“心”，有心即是有“理”，那么你就得学习这种“理”、并把它付诸实践。朱熹这番话，实际上是把皇帝拉低了，把他拉到了知识分子士大夫中间。在他看来，皇帝并不是一个所谓背负天命的人、一个可以对像朱熹这样的士人发号施令的人。相反，朱熹说应该由来他告诉皇帝事情该怎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有学养的人。”

以四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他们信奉《大学》中所讲的道德原则，坚信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目标应该从涵养个人的心性与道德做起、从体察身边的草木、鸟兽、虫鱼的“日用工夫”做起。

教育，《大学》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此外，《大学》最大的文化遗产，是确立了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增长了至少十倍。十倍，只用了二十年。这是极不寻常的。现在中国有文化的人口数量已经差不多相当于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我说的“有文化”，并不只是简单的识字，而是达到了相当层次的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这部影响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小书，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005045：通过塑造读书人的价值观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它带给世界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国，一个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国家命运的中国。

在今天，当漫长的帝王统治落下帷幕，浩浩荡荡的科举成为尘封的往事，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我们是否仍有阅读《大学》的必要呢？答案是肯定的。

《大学》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提供了一整套讨论价值观的概念，比如个人、天下；万物、“天理”等等。这些概念已经渗入到中国文化的肌理当中，成为了普通中国人的日用语言。其次，以这些“概念”为支点，《大学》提供了一套将各个概念支点联系起来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路本身，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最后，《大学》是一部关于学习的书。它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让我们明白学习的目的，也让我们知道人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终究可以达成怎样意义深远的成就。

今日哈佛书单由包弼德教授推荐。他为我们推荐了四书中的其他三本书：《论语》、《孟子》和《中庸》、Daniel Gardner的《儒家经注与中国思想史》和《朱熹与<大学>》。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由蒙灯录制，魔声互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