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更有趣的是于思所著的《中庸》里,除了只提到“喜、怒、哀、乐”以外,从来没有提出他祖父孔子的“七情”,故无怪考据学家们,对于这几本书的著作,怀疑到有问题了。考据的事,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暂且不管。因有孔子、孟子、告子提出的“人性”与“性”和“情”、“欲”等观念,到了宋儒的理学家手里,因袭了佛学的观念,采用《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主旨,于是强调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便普遍传习,成为宋儒儒学的中心思想。其实,以此而言道德的修养,则为不二法门;如以此而言形而上道的人性本体论,则当再加商榷。但这些思想学说,却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何其不谋而合,多么相近。同时,我更怀疑康德的学说,某些地方,有受宋儒思想影响的可能,所以我曾经建议位专攻康德之学的学者,留意这个问题。(本文有关学说,不详引原文,希望青年同学们,能够由此抛砖引玉,启发慧思,肯去研读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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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正当时
诸位师兄学姐,大家好!甚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