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的辩护权】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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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台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是由于一场无差别杀人事件，延伸出的几个家庭间，不同立场，不同参与者的故事，在剧集的一开场就是一个有人向律师泼粪的情节，因为这位律师居然为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辩护开脱。

为什么律师要为“坏人”进行辩护呢？今天我们就从刑事辩护制度的起源谈起，从源头追溯为什么律师为这种“坏人”进行辩护？以及这背后的法律思维方式。

关于辩护制度起源，一直存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制度起源于古希腊，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制度起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共同的经典摩西五经。那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认为辩护制度起源于古希腊的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崇拜多神，从一些影视作品中，你也会发现，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像人一样，有诸多的欲望，无数的权谋争斗，神人同形同性。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就是通过推翻其父来夺取最高权力的，宙斯之父克洛诺斯也是推翻其父亲乌拉诺斯取得权力。宙斯喜欢追求外遇，其正妻赫拉多次抓奸但无法阻止宙斯外遇，从而导致与其妻子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常常引发激烈的冲突。

所以古希腊的这种崇拜多神的信仰体系导致了没有绝对真理和善恶的严格界限。因为，代表不通过立场的多种多样的神祇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提供正当化解释，所以个体的价值被推到极限，这也造就了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传统，也就是更注重人的本性，因此大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甚至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

那么，如果将辩护制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这种辩护制度就有可能会有两个恶果：首先，辩护制度将会缺乏正义的必要约束。比如，由于神祇之间本身的竞争关系，必将形成神界之间推崇强者为大，那不就强者即正义吗？谁强大谁就说的算了吗？

同时，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的目的就变成了是为人开罪，只要竭尽全力保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就无需受制任何规则。

所以柏拉图就曾经尖锐地批评当时的辩护人，说他们的辩护方法就是颠倒黑白，偷换概念。在柏拉图看来，律师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来钻语言的空子。

其次，出于人本主义的传统将会导致辩护制度过分张扬人的权利，而忽视了人权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权力没有节制，那就如没有限制的权力一样，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比如说言论是人的权利，但是言论不能没有限度，不能随意侮辱诽谤他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没有限制的行使你的权力，那就像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随便开车一样，结果会混乱不堪的。

所以回到今天的核心话题，如果辩护制度起源于古希腊，那么，律师为谁辩护就取决于谁更强大，或者谁是他服务的对象，毫无正义可言，所以，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观点，就是认为辩护制度起源于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犹太教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他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同时也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并作为犹太国国家的法律规范。

早在公元前15世纪的摩西五经之一的《创世纪》就有关于辩护的记载。当时耶和华上帝欲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古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站了出来，为这两城辩护。 

亚伯拉罕说：“假若城里有五十个好人，你还毁灭这个城吗？将好人与恶人同杀吗？”

耶和华说：“我当然会为五十个好人饶恕城里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假若只有四十五个好人呢？”

耶和华说说：“我也不会灭城。”

亚伯拉罕说：“假若只有四十个呢？”

耶和华说：“我也不毁灭这城。”

最后，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好人呢？”

耶和华：“为这十个好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回答完这个问题就走了，没有再给亚伯拉罕问下去的机会。

这个故事，反应了摩西五经中对待有罪之人的态度，这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帝用这个案例让亚伯拉罕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区分有罪与无罪。

全知的上帝当然能够区分出有罪与无辜，但人类则未必，所以，人类的司法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最坏的制度是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人，但为了不枉杀一人，就放过千万个有罪之人，也不太合适。

因此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所以上帝同意亚伯拉罕的观点，只要有足够的好人，就应该把整个群体，包括其中的坏人一并饶过。但同时告诉亚伯拉罕如何在错杀与枉纵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允许亚伯拉罕问到十人为止。

这个故事对于刑事辩护制度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辩护首先是防止冤枉无辜，人类无法轻易区分谁有罪无罪，如果只有明显无辜的人才能得到刑事辩护，那么必将有大量无辜的人受冤枉。所以，即使所多玛和蛾摩拉罪恶滔天，但仍应为其辩护，为罪行重大之人辩护，正是为了防止无辜之人枉受追究。

故事中你也会发现，上帝是乐意接受亚伯拉罕挑战的，并也同意了亚伯拉罕所说的，默许了冤屈就是罪恶，所以，世俗社会的任何权威都应该接受质疑，连上帝都可以接受亚伯拉罕的质询，更何况是由能力有限的人类所组成的机构。

即便是最好的人类道德和司法制度，也是有可能误杀无辜的。所以，司法机关必须会虚心接受律师的诘问质疑，否则必然导致司法机关擅权专断。

所以，世俗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辩护制度也不例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辩护制度的起源追溯至摩西五经，那么要求辩护制度必须在规则范围内行使，也就是辩护人在辩护时要受到限制，同样人权也须受到限制，正如亚伯拉罕在为罪城辩护的案例中所学习到的，保障人权不能以完全牺牲惩罚犯罪为代价。

把摩西五经看成是辩护制度的起源是合理的。对辩护制度起源的说明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帮你厘清辩护制度的缘起，从而明白律师制度的定位。

了解了这些之后，关于为什么律师要为“坏人”辩护的问题，答案似乎清晰可见了。

可以肯定的是，律师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其说是在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通过捍卫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正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不是为了攻击上帝的缺失，而是向上帝申明确保无辜者不受冤枉，才能保证上帝惩罚的正当性。当然，对辩护权力同样要有限定，律师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

其次，刑法是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之中寻找平衡。所以，律师辩护不是无限的，为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律师辩护也应当在法律范围内受到必要的限制。

比如，律师不能因为胜诉就贿买证人，不能毁灭证据，当然，惩罚犯罪也并非唯一价值，为了辩护制度的发展，惩罚犯罪的需要也可适度让步。

再给你讲一个案例，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律师要为“坏人”辩护。

二战结束后，著名作家萧乾在采访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法庭居然允许律师为那些恶贯满盈的战犯进行辩护，直到自己被打成右派，他才恍然大悟。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每个战犯都有律师为其辩护，对于法庭的判决，几乎没有战犯提出异议，但在反右时，没有一个右派能请律师为其辩护，而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却几乎平反了所有右派。

哈佛大学的德肖维茨曾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德肖维茨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辛普森案的辩护律师。

所以法治社会需要律师，尤其需要律师为公众所厌恶之人提供辩护。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律师投身先知亚伯拉罕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