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汪鋐、王琼等官员都是“重实际轻名节”的官员，说句大白话就是：只为了工作效率，名声对他们重要但却不是根本思考点。你们这些文臣爱咋说就咋说，我就是为了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明朝中期以后的能臣基本上名声不好。汪鋐、王琼的名声也是如此。
这不能不说是明朝中后期能臣的一种悲剧：
干事儿永远没有不干事儿的人道德高尚、忠君爱国、为国为民。
正是这些把“工作”放在核心，而不是把“名声”放在核心的官员推动下，佛郎机铳迅速推广。
与汪鋐、王琼等官员存在价值，有同样作用的就是敌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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