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关于集古字 4集古字方法具有普适性（下）

以上书家，是走“集古字”之路的典范，他们所涉猎的范围也是最广博的几位。一个问题是，他们“集古”的对象都比较相近，何以他们最后形成的风格却能迥然有异？

这其中原因，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各自的性情差异。不同的性情，即便临同样的字帖，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而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与“集古字”方法本身也有一定关系。“集古字”的方法，有点像排列组合。范本越多，可组合出来的“样式”就越多。假如，有A、B、C三位学书者并学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这三家行书。如果学书者A学习这三家的顺次是王、苏、颜，B是苏、颜、王，C是颜、苏、王，那么他们最后“脱化”出来的风格面貌必然不同。此外，由于每个学书者的兴趣，对各家学习时间长短之不同（有的学王时间长一些，有的学颜时间长一些，有的学苏时间长一些），以及对各家的侧重点不同（如学颜，有的侧重其结字宽博，有的侧重其“篆籀笔意”，有的侧重其笔势奇诡），也会对最后形成的风貌产生影响。

纵观书法史，“集古字”的书法学习方法，具有普适性。大多数书家走的正是：集古字+个人心性——形成个人风格——这样的道路。这里只是例举了学王、颜、苏三家的不同次序，出现的不同结果。“集古字”法的核心是博取前贤，所以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越有“用武之地”。明代的祝允明，可以从钟王一直学到元代赵孟頫。而宋代米芾则只能学宋及宋以前的书家，根本不可能学元人。在清代，碑学兴起后，又出现了一些走“碑帖结合”的书家如何绍基、赵之谦等。如此，则“集古字”的道路更为广阔了。

到了今天，可供我们选择的范本比清代人，甚至比上一个世纪又多了许多。“集古字”的范围进一步宽广，书法风格的“可能样式”也更多，不过学书者最终能否“集古出新”，这要靠各自的“选择——融通——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