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隋文帝的大业：三百年后的再统一

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期。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是秦汉，经过三百年的分裂、战乱、种族和信仰的冲击融合，用陈寅恪的话说，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国衰败之躯，中华文明又实现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开放性而言，中国文明展开双臂拥抱先进文明的文化元素，比如佛教，将其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就创造性而言，在隋唐时代呈现得非常明显，制度创造上，中国的三省六部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文官考试制度等，为周边民族和国家效仿；中国博大开放的文明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国家的高僧、士人、贵族子弟。这一时期之所以常常被形容为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明的此时的开放和国际化。而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启，在于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重新统一。

1、三百年后再统一：隋文帝的上台及改革

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原先中国的许多精英逃到南方，并在那里重组。而北方则陷入各民族的长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留存在北方的汉族先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386年以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较长时间地统一了北方。北魏政权试图从自己的部落方式走向一个农业官僚帝国。通常，即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汉化的倾向。到了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年），这种政策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洛阳，并且废除鲜卑族的原始迷信，代之以儒家的信仰和习俗，鼓励与汉人通婚，改用汉姓等。种种这类改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留在北方的鲜卑武士集团因为在改革后地位的下降而发动了六镇之乱——其参与主体是流放在长城一带的戍卒和鲜卑武士家族。在鲜卑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这场爆发于523年的叛乱彻底将北魏政权摧毁。北魏于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中心。很快，东魏和西魏又被高氏北齐和宇文氏北周取代。577年，北周击败北齐，统一了北方。

北周征服北齐，树立了关陇军事贵族在政治体制中长期的优势地位。关陇、代北的混血军事贵族，直到唐代，仍能讲多种语言，其妇女也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实后来的武则天也常常把自己的出身认定为关陇贵族。

更大的裂痕是北方和南方的分裂。这一分裂长达三百年。在北方汉人南渡之后，跟南方本土居民混合。最初被称为侨民的北方精英们念念不忘北伐收复故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出不同于北方的文化和生活传统。南方政权和统治阶层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人，在文化上高于北方。南方对北方的习俗、文学、学术都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北方人的文学作品是驴鸣犬吠。在北方陷入混战的时候，尤其是6世纪上半叶，南方政权相对稳定，政治、军事、信仰、学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时代，曾经无比接近于统一南北。东魏高欢在537年曾评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在对外战略中占据优势的梁国，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彻底崩溃，将统一南北的使命交到了北方王朝手中。北方的叛将羯人侯景投降梁朝，但是很快在548年发动叛乱，这场叛乱四年后结束，但是将处于顶峰时代的梁朝摧毁殆尽。梁元帝在江陵重建政权，又遭到西魏军队的摧毁。到了557年，陈霸先建立陈朝。但是陈控制的领土已经大大缩水，而且中央集权也已经瓦解，很多地方豪强并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这一切，都让北方统一南方仅仅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隋文帝（541—604）登场了。隋文帝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其父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宇文泰模仿鲜卑旧制，将军队分为八部，各设“柱国大将军”，称为“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隋文帝杨坚岳父，隋炀帝杨广的外祖父、唐高祖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此后北周、隋、唐的皇室和大贵族，很多出身于这一军事集团。杨坚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后袭爵随国公，在攻灭北齐的战争中立有军功。

如果北周武帝宇文邕健康的话，也许统一中国就轮不到杨坚了。不过578 年夏，在攻灭北齐后不久，宇文邕就去世了。即位的是杨坚的女婿宇文赟。杨坚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的话。（《隋书》卷五○《郭荣传》）大象二年（580），周宣帝宇文赟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在平定了起兵反抗杨坚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之后，杨坚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诸王、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581年，杨坚称帝，改国号隋，定都长安。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卷一《高祖本纪》）。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隋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创新上，隋文帝（以及后来的炀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中央政府构造影响深远，并且影响到周边国家。开皇元年，隋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县三级结构，调整为更为健康的州—县二级结构。地方行政机构的二级结构，不但节省国家开支，而且对中央政府政令下达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结构在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之后三级结构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模式。三级结构的出现是伴随着藩镇割据出现而出现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与官僚机构改革相配合，隋文帝又取消了地方长官自行征辟属官的权力。在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每年由吏部考核，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文官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结束了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较为先进的制度，在当时世界各个文明体中都是走在前列。一直到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还是领先于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后来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很多方面与中国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非常一致。科举制度之所以后来被诟病，不是因为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样板化。到了现代中国，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中断后，中国又重新使用文官考试制度来选拔公务员。

在经济上，隋文帝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农民一夫一妇授田若干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全体农户都获得国家分给的土地，并给国家上交赋税。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于是府兵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晋室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之久。不论是南朝的北伐还是北朝的南征，都没能将对方消灭而完成统一。这个历史的使命最后落在了隋文帝杨坚的头上。长达三百年的政治宣传，南方政权认为金陵为王气所在，黄旗紫盖，本出东南。这类政治修辞和宣传口号，从东吴时代就开始了，从孙权的即位诏书到孙皓的北伐，都是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所以在魏、蜀灭亡之后，孙皓居然不顾国力衰弱大举北伐。南北朝时期，南朝如梁武帝萧衍等统治阶层自认是汉文化的继承人，视北方为戎狄。随着侯景之乱，南方遭受重创，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陵王气将尽，紫盖黄旗，最终将归于洛阳（北方）。

隋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立刻发动对南方的攻势，而专注于巩固政权。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竣工，次年迁入新都，这就是后来隋唐时期的帝国中心长安城。但是，并吞江南已经是隋朝君臣的既定战略。隋文帝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宣布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引述天象灾异等现象，指出陈朝灭亡符合天意。这份诏书在南方分发了30万份，瓦解南方的抵抗，可谓是早期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典型战例。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誓师，以要必胜。

杨素指挥的隋朝水师，在陆军的配合下在长江三峡袭击南陈舰队。之后杨素指挥舰队，沿江东进，直抵汉口。此时秦王俊指挥的隋朝军队从襄阳也挺进到汉水流域。两军因此会师。在长江下游，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隋军主力从寿阳东移。开皇九年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此时建康已经无险可守，而陈后主依然自信，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南史》卷一○《陈后主传》）。隋军攻入建康后，俘获了躲在井中的陈后主。建康被攻陷后，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隋共接管了30 个州、100 个郡和400 个县。

经过三百年分裂，南方分离倾向根深蒂固，金陵王气的说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隋朝像罗马人对副迦太基一样，将数百年累建起来、繁华的建康城彻底毁坏。在此之前，建康城作为宗教、文化的中心，积累了深厚的文明传统，至此被隋军彻底从抹去。建康城的城墙、宫殿、寺庙，乃至普通住宅全部被拆毁，土地恢复为农田。南方的贵族和知识精英被带到北方，许多人经历了惨痛的流离失所。南方精英虽然失去了地域的凭借，但是也有不少被刻意吸纳到隋唐的统治阶层中，比如唐代初期的宰相陈叔宝和萧瑀，分别是陈朝和萧梁皇室的代表。到了唐代，金陵依然没有复原，唐朝诗人如李白等，创作了大量的金陵怀古的诗歌。金陵，也就是南京再次跃升到全国的政治中心，要等到800年后朱元璋的时代。

隋朝灭亡南陈，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过这个统一仍比较脆弱，隋朝最初在南方推行的强硬政策引发了反弹。灭陈以后，江南的地方宫由隋王朝派出，大量的州刺史都是北方人。隋王朝又要把在北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向江南推行，江南豪族地主受到打击。特别是要依内州检责户籍，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经过三百年分类，南北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极大，甚至语言都不能直接的沟通。南方很快就发动叛乱，这场叛乱范围极广，隋朝经过军事镇压才稳住了在南方的统治。为了控制南方，江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晋王杨广被派到江都担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政事务。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围绕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也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