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的武汉 (1) 方方

一

我想，我们坐在长江的入水口来说武汉是最好不过了。

这儿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汉水带着它的明亮，缓缓汇入进浑浊的长江。入江口的水线十分清晰，两水激荡的状态，是又排斥又交溶的。你细细凝视时，心里会蓦然地生出感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坐在江堤上，遥看龟蛇两山的行云，倾听长江滔滔的流水。还有白云黄鹤、琴台知音这样美丽的传说和晴川汉阳树，芳草鹦鹉洲这样雅致的典故相伴在我们的身边。虽然它们与我们相隔了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可此时此刻，你不觉得它们都近在咫尺么？诗说，日暮去，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就站在黄鹤楼上写的。黄昏的这个时刻，读了这样的诗句，不觉得我心你心还有诗心都是相通的么？

这一切，对于一座城市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们使这座城市的韵味绵长，自有一种动人的魅力温暖你的心。坐在这里，我们信手指点，它们便都会从四面八方，从千年万年的时光中，涌来眼前。

当然，我引你来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沿着这条大江，来到了这座城市。

二

那是1957年一个很冷的日子，我的父亲为了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带领着我们全家溯江而上，从古都南京迁来了江城武汉。

三轮车拉着我们来到一个名叫“刘家庙”的宿舍。这里刚刚建起十六栋红色的楼房，在周边绿色的菜园和开满着小小花朵的野地包围下，在竹林和低矮的冬青树的簇拥下，这红色的楼房真的是十分灿烂明媚。

我们搬入了刘家庙宿舍五栋楼上十一号。这个地址我们用了将近三十年。

我居住的这个刘家庙宿舍在汉口的东北方向，人们管这一带也叫黑泥湖。打起仗来，这里是进入武汉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民军就曾与清军在这里打过一场大仗。所以，我小的时候，在这里看到过许多的碉堡，它们颓败地立在路边或树林里。

因为武汉曾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所以它四周的湖泊星罗棋布。我们宿舍的周边，也到处可见水沟和池塘。它们就是那些萎缩或分解了的湖泊。

现在我曾经住过的小楼已经被拆了，四周的湖泊也被填实了。大雨回来时，循着自己的记忆，找不到自己以前流淌的家，就在街上泛滥。而我也跟雨水一样，在这里已然找不到家了。这里的一切都在四十五年间改变了样子。昔日的田园风光早已不在。我住过的那一幢幢红色的楼房，都已拆毁。当年的年轻的意气风发的邻居妈妈们，业已老态龙钟。岁月虽然改变着环境，但它更着力改变着的是人的容颜。环境可以一天天地新起来，而人们却只能一天天的老下去。重新返回这里，我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惆怅。

三

说实话，我的父亲非常不喜欢武汉。他对这座城市的牢骚从来不曾间断过。武汉太脏了，武汉太热了，武汉太俗了，武汉人太凶了。父亲在武汉生活了多少年，这些话就在他嘴里说过多少年。

父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沿着这条马路上班。他工作的机关当年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父亲是这里的工程师。这座红色的办公楼当年我们叫它为“老大楼”。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这幢楼里度过的，但他却并不快乐。政治运动的颠簸使他永远处在惶恐不安之中。1972年，他猝死机关的俱乐部里，它对外又叫长江电影院。父亲为何而死我就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则又是一个国恨家仇的故事。需要说的是父亲至死都没有爱过武汉。

父亲的情绪几乎影响着我们全家。从我记事起，武汉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讨厌的地方，而南京，则是我的故乡，是永远的春花秋月。回到南京也就成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

我为了父亲在武汉的日子写过两部小说。一部是长篇，是写父亲活着时的状态，书名叫《乌泥湖年谱》；另一部是中篇，是写父亲死时的过程，它叫《祖父在父亲心中》。这座机关大院和这家电影院都在我的小说中出没，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

四

我读书的小学在著名的二七纪念馆旁边。我在这里从幼儿园、小学一直读到初二，总共呆了九年。我们的校园很大。有好几处果园，那是我们最珍视的地方。我少年时代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几乎都在这里发生。我在这里最风光的事是小学二年级我便加入了学校的火炬艺术团。我是全团最小的一个舞蹈演员。我跳舞一直跳到了初三，然后改学了扬琴。我在学校里一直是个名人。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也是由这里开始。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首诗。老师为此作了一次家访。她大大地表扬了我。十几年后，我终于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就是一首诗。我总也忘不了老师对我母亲大声表扬我时的神情。

在课余时，我们经常到二七纪念馆去玩。那里的松柏郁郁葱葱，走到近处，我们就无法嘻闹。二七大罢工，是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小学的时候，我见过许多亲自参加大罢工的人。他们对我们讲述林祥谦和施洋的故事。那些英雄的往事，曾经让我热泪盈眶。

不记得是几年级了，我和几个同学埋了一张纸条在二七纪念馆中央一个最大的柏树下，纸条上写着我们的理想，大家相约二十年后再找出这纸条，看看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没有。我不记得我在纸条上写下的是什么，我只记得少年时代的我最想当的是一名解放军记者。这个理想看来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了。

二十年早就过去了，我们没能回来找那张纸条。二七纪念馆也搬离到了别处。大柏树亦不见踪影。我就读的新村小学，后来改名叫作林祥谦学校，现在又改了回来。只是英雄们还活在我们心中。当年那些老工人讲解罢工过程的神态，在我心里依然清晰可见。

五

从我居住的地方，沿着一条路，我们可以一直走到长江边上。当年那是一条小土路，一路的沿边都是青绿的菜园，菜园里有碉堡和三座坟墓。从我家出发，走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时间就能看到长江了。

对于武汉来说，长江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长江从武汉穿心而过，它在龟山脚下挟带着汉水一起，将武汉的地面流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汉口在北岸，它是著名的商业大镇，大的商场都在汉口，当年武昌的人买件衣服都得搭着船到汉口来买；武昌是文化镇，几乎所有的大学都集中在武昌；汉阳则是工业镇，武汉最老的工厂都在汉阳。这样的格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划分的。

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东南西北的方向感的。徜若有人问路，武汉人的回答多半都是“往上走”或“往下走”。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下则是指下游方向。

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既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视着水流的意味。武汉人的性格也就有点像水流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而散漫。

武汉不像北京南京西安曾为国都，因而它也从未成为过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它自古便是商业都市；可它偏偏又不像上海广州天津一样，它们虽然也是商业城市，可却因为临近海岸，受西方文化熏染深重，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

但幸亏有了长江。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是长江使武汉这座城市的胸襟变得深厚和宽广；是长江给武汉的文化注入了品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长江，塑造了武汉人的性格。这些武汉人中，也包括我。

小的时候，我常常跟着哥哥们来长江里游泳。我的大哥和二哥把我背在背上向深水处游去，长江的水浪便从我的背上刮过，那种感觉，现在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游泳技能是在长江里学会的，而不是在游泳池，这使我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

我的三个哥哥都喜欢横渡长江，他们常常带着一个汽车轮胎便在江水里游来游去。从江北游到江南，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梦想，记得读高中时，学校参加市里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我立即报了名，可惜那一年，我们学校没有女生名额，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我一个永远的梦想了。

我常常想，我对长江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仿佛根本不需要说，这份热爱就一直在我心里生长。

六

其实，武汉的历史，就是人与水斗争的历史。是人进水退的历史。武汉人外战江洪，内战湖涝，经年已久。这场斗争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

与水争地，在水中筑土为墩，所以武汉遍布以墩为名的地址；

遇水架桥，水退过后，地名尚在，所以武汉也满是以桥为名的地方；

因洪筑堤，为防江洪泛滥，沿江沿河只能修堤挡水，所以武汉以堤为名的街道也比比皆是。

武汉最大的创痛也来自水。1931年的大水给武汉带来的灾难，足以让武汉人生生世世不敢忘记。它在一夜间令几十万人四乡流落，也在一夜间使武汉的山头变成孤岛，它使城里的屋顶有如海上浮漂的枯叶，也使市民一天死亡的人数量数以千计。

水落之后的武汉，面对一派颓败的废墟，挽走衣袖，重建家园。于是，几年后，武汉重新回到了它的繁华。

说起繁华，武汉最初的繁华便是从堤上开始。

武汉最古老的街道叫长堤街。长堤街位于汉口。长堤街就像是一幅大画的轴心，武汉的城市画面从它这儿拉起，慢慢地慢慢地舒展开来。于是，它有了后来的民主路，有了江汉路，有了民众乐园，有了解放大道，有了建设大道，有了发展大道；也有了无数无数的人，在这画卷上展示自己的爱恨情仇以及生生死死。

画卷至今还在舒展，我不知道它的尽头会在哪里。只知道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画面出现，都会有新人诞生，旧人逝去。

这一切，都是风景。

我的小说中许多场景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水边，许多人物也都不可避免地出没在已成闹市的堤街或没有流水的桥下。

这个都市风景给我的不只是灵感，而更是创作的力量和源泉。

七

武汉人常说一句老话来夸耀自己。他们说：“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说的就是汉口之大。

汉口何止是大！尤其开埠以来，西方银行洋行纷然登陆武汉。沿着江边圈起租界，盖起高楼。仿照着上海，也形成了汉口的外滩。灯火通明的街景，霓虹灯不灭的晚上，使得汉口颇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味道。繁华的概念便从这些夜夜欢场处处笙歌中透露出来。

繁华，再加上处于两江汇合口的位置，武汉表面上颇似美国的芝加哥城。所以，当年人们就管武汉叫作“东方芝加哥”。

但是武汉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它的繁华。而是因为枪声。

1911年推翻清廷的第一枪不是在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打响，也不在洋风吹彻的上海打响，甚至不是在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老家广东打响，而是响在大陆深处的商业都市武汉。

这粒子弹一经射出，便一下子洞透了几千年的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皇帝成为平民，帝王的岁月从此不在。后宫的歌声也从此失声。中国也就被这枪声引领到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