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有人问道：“你这丛话，你说内容包含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辩证法及厚黑学发明史，共五部分，你不把他分类写出，则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岂不目迷五色吗？，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我说：“要想研究这种专门学问，当然要用心专研，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泛泛读去，岂不是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而真正之学者，就从这纷乱无章之中寻出头绪来。如果惮于用心，就不必操这门学问。我只揭出原则和大纲，有志斯道者，第一步加以阅发，第二步加以编纂，使之成为教科书，此道就大行了。所以分门别类，挨一挨二地讲，乃是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从前刊了一本《宗吾臆谈》。内面的篇目：（1）厚黑学；（2）我对于圣人之怀疑；（3）心理与力学；（4）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5）考试制之商榷。后来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成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这是业已付了印的。近来我又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已脱稿，尚未发布。这几种作品，在我的思想上是一个系统，是建筑在厚黑哲理上，但每篇文字独立写去，看不出连贯性。因把他拆散来，在丛话中混合写去，一则见得各种说法互相发明，二则谈心理、谈学术是很沉闷的，我把他夹在厚黑学中，正论谐语错杂而出，阅者才不至枯燥无味。
我心中有种种见解，不知究竟对与不对，特写出来，请阅者指驳，指驳越严，我越是欢迎。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并不是想独创异说。诸君有指驳的文字，就在报上发表，我总是细细的研究，认为指驳得对的，自己修改了即是，认为不对，我也不回辩，免至成为打笔墨官司，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我的心坎上，绝不受任何人的压抑，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独立，所以驳诘我的文字，不能回辩。我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倘被人推翻，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拜在他门下称弟子。何以故？服从真理故。
宇宙真理，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可得知，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个朋友，读了我所作的文字，说道：“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名词你也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我听了这个话，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就自己造一个来用，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学说，不是以他的斗秤来衡量我的学说。换言之，乃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不是古今哲学家来审判我。
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一开口即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即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孟子曰，马克思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即是以孔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作品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我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如果能够这样的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学说，任人怀疑，任人攻击，未尝强人信从，结果反无人不信从。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道：“有人不信此书，必受种种恶报。”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道：“不信吾教，请试吾刀。”这是由于这两部书所含学理经不得研究，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我在厚黑界的位置，等于科学界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假如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攻击，即无异于说：“我发明的厚黑学，等于太上老君感应篇和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岂不是我自己诋毁自己吗？
有人说：假如人人思想独立，各创一种学说，思想界岂不成纷乱状态吗？我说：这是不会有的。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两种或数种学说互相违反，你也不必抑制哪一种，只叫他彻底研究下去，自然会把真理发见出来。真理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例如穿衣吃饭的事，叫人人独立的研究，得的结果，都是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同归一致。凡所谓冲突者，都是互相抑制生出来的。假如各种学说，个个独立，犹如林中树子，根根独立，有何冲突？树子生在林中，采用与否，听凭匠师。我把我的说法宣布出来，采用与否，听凭众人，哪有闲心同人打笔墨官司。如果务必要强天下之人尽从己说，真可谓自取烦恼，而冲突于是乎起矣。程伊川、苏东坡见不及此，以致洛蜀分党，把宋朝的政局闹得稀烂。朱元晦、陆象山风不及此，以致朱陆分派，一部宋元学案，明儒学家，打不完的笔墨官司。而我则不然，读者要学厚黑学，我自然不吝教，如其反对我，则是甘于自误，我也只好付之一叹。
拙著《宗君臆谈》，流传至北平，去岁有人把《厚黑学》抽出翻印，向舍侄征求同意，并说道：“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该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来不倒。等我们与他改过，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我闻之，立发航信说道：“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他们只知我笔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之途径，内容之组织，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于八股者，看不出来。宋朝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人诸人来结局，一般人都说可为理学生色。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结局，可为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从八股中出来，算是真正的国粹。我还希望保存国粹的先生，由厚黑学而上溯八股，仅仅笔墨上带点八股气，你们都容不过吗？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则不必翻印。”哪知后来书印出来，还是与我改了些。特此声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学》是赝本，以免贻误后学。
大凡有一种专门学问，就有一种专门文体，所以《论语》之文体与《春秋》不同，《老子》之文体与《论语》不同，佛经之文体与《老子》又不同。在心为思想，在纸为文字，专门学问之发明者，其思想与人不同，故其文字也与人不同。厚黑学是专门学问，当然另有一种文体。闻者说道：“李宗吾不要自夸，你那种文字，任何人都写得出来。”我说：“不错，不错，这是由于我的厚黑学，任何人都做得来的缘故。”
我写文字，定下三个要件：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只求合得到这三个要件就够了。我执笔时，只把我胸中的意见写出，不知有文法，更不知有文言白话之分，之字的字，乎字吗字，任便用之。民国十六年刊的《宗吾臆谈》，十八年刊的《社会问题之商榷》，都是这样。有人问我：“是什么文体？”我说：“是厚黑式文体。”近见许多名人的文字都带点厚黑式，意者中国其将兴乎！
有人说：“我替你把《厚黑学》译为西洋文，你可把曹操、刘备这些典故改为西洋典故，外国人才看得懂。”我说：“我的厚黑学，决不能译为西洋文，也不能改为西洋典故。西洋人要学这门学问，非来读一下中国书，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不可，等于我们要学西洋科学，非学英文德文不可。”
北平赝本《厚黑学》，有几处把我的八股式笔调改为欧化式笔调，倒也无关紧要，只是有两点把原文精神失掉，不得不声明：（1）我发明厚黑学，是把中外古今的事逐一印证过，觉得道理不错了，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举以为例。又追溯上去，再举刘邦、项羽为例，意在使读者举一反三，根据三国和楚汉两代的原则，以贯通一部二十四史。原文有曰：“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这原是就楚汉人物，当下指点，更觉亲切。北平赝本，把这几句删去，径说韩信以不黑失败，范增以不厚失败。诸君试想：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以不厚不黑失败者，岂少也哉！鄙人何至独举韩范二人。北平赝本，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2）《厚黑传习录》中，求官六字真言，先总写一笔曰：“空、贡、冲、捧、恐、送”。注明此六字俱是仄声。做官六字真言，总写一笔曰：“空、恭、绷、凶、聋、弄”，注明此六字俱是平声，以下逐字分疏。每六字俱是叠韵，念起来音韵铿锵，原欲宦场中人朝夕持诵，用以替代佛书上嘛呢叭六字，或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倘能虔诚持诵，立可到极乐世界，不比持诵经咒或佛号，尚须待诸来世。这原是我一种救世苦心。北平赝本把总写之笔删去，径从逐字分疏说起来，则读者只知逐字埋头工作，不能把六字作咒语或佛号虔诚讽诵，收效必鲜。此则北平赝本不能不负咎者也。
近有许多人，请我把《厚黑学》重行翻印，我说这也无须。所有民元发表的厚黑学，我把他融化于此次丛话中，遇有重要的地方，就把原文整段写出，读者只读丛话就是了，不必再读原本。至于北平赝本，经我这样的声明，也可当真本使用，诸君前往购买，也不会贻误。
听友409243355
思想独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