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比军队还多，传染性疾病是如何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

2023-05-22 20:24:3221:51 4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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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杀人比军队还多，传染性疾病是如何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

你好，本期音频为你领读的书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我是荐读人程雷。

2020年开年，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瘟疫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几乎引发了全民恐慌。而除了新冠肺炎，你所熟知的非典SARS、埃博拉病毒以及流感都属于瘟疫。其实瘟疫所包含的急性传染病自从人类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时不时就要爆发一次，即便在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空前发达的今天，瘟疫也仍然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人类始终摆脱不了瘟疫呢？这就要从环境说起。外部的自然环境与内部的人体环境共同决定了人类与疾病必然共存，而且其中很多是传染病。但是，这些病在以往的历史书中很少被确切地记录下来，甚至许多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瘟疫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在过去的一些观念中，人们一般都把瘟疫当做纯粹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社会和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传染病在人类的历史中绝非默默无闻，而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今天我们要解读的《瘟疫与人》这本书结合了历史学与病理学，会带你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看看瘟疫是怎样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

这本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在书中，他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20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了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又是如何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并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了它应有的地位。可以说《瘟疫与人》就是从瘟疫出发的一部全球史，它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了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就让领读者夏木从三个部分为你讲讲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领读者夏木：北京语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在读，知乎万粉答主，B站万粉UP主，微博十万粉博主，具有多年科普写作经验。）

我是领读者夏木，第一部分，我要先用一个澳大利亚野兔的故事带你走进传染病的世界，讲讲为什么瘟疫始终与人类共存。

澳大利亚原本是澳大利亚土著的居住地，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曾先后到达这里，后在1788年，英国的“第一舰队”来到了这儿，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军队，开始了自己的殖民生涯。

而传染病的故事也由此开始。1859年，一个叫托马斯的人从英国带来了24只野兔，但刚到澳大利亚，这些野兔就连夜打洞逃跑了，而澳大利亚大陆上，除了袋鼠就是树袋熊，很少有吃肉维生的野生动物，也就是说，这些逃走的兔子们几乎没有天敌。于是它们迅速繁殖，泛滥成灾，到了19世纪末，兔子的数量已经从24只变成了100亿只，几乎占领了整个大陆。

更可怕的是，它们还吃掉了本应属于绵羊的草，导致澳大利亚的羊毛产量锐减，无数牧场主的收益也跟着缩水。人类试了很多方法，想杀死这些兔子，但都没成功。直到1950年，多发性黏液瘤的病毒被植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群，这种局面才发生改变。

这种病毒效果出人意料地好，它从一只兔子到传染遍全澳洲，只用了3个月，第一年，感染这种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甚至高达99.8%，于是，这场兔子造成的灾害在病毒的作用下终于结束了。看起来事情已经完美地解决了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到了第二年，感染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就降低到了90%；而到了第7年，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25%。

为什么野兔的死亡率会逐年下降呢？也许你会说，初中生物都学过啊，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对病毒没有抵抗力的兔子死了，而对病毒产生抗体的兔子活了下来，于是它们的抗体就遗传给了后代，越来越多能抵御病毒的后代就逐渐存活了下来。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出来你可能要大吃一惊，那就是科学家们从野兔身上采集了病毒样本，结果发现病毒的毒性竟然在逐年降低。也就是说，病毒也在做自己的自然选择，只有那些毒不死兔子的病毒才生存了下来。

在书中，作者以前面的兔子与病毒的例子为代表，阐释了可以患上传染病的生物与导致传染病的生物之间的关系。作者把人、兔子这种可以患病的生物称为宿主，把病毒、细菌之类的导致瘟疫的生物称为寄生物，他认为，澳大利亚的兔子与病毒的斗争呈现了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调适过程，是生物平衡形成的“波浪状动荡”。

你想象一下波浪的样子，有起有伏，有高有低，这种生物平衡的变化也是这样。也许最初这种动荡可能非常剧烈，就像1950年的澳大利亚野兔那样，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寄生物向新宿主的转移太过剧烈，瘟疫并无法长久持续。而只要新的传染病能够无限期地生存，自然会出现动态的平衡，频繁的感染期与瘟疫衰弱的时期会交替出现，一直循环。

说简单点，有的时候是宿主强，瘟疫弱，有的时候是瘟疫强，宿主弱。这也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传染病一直伴随在人类左右，时常爆发，有时消失。书中还有一个新奇的观点说，一旦野兔的数量减少到了某种程度，多发性黏液瘤就将不再流行，因为病毒的流行需要宿主数量爆炸、聚集的宿主足够多，才能形成一个快速感染的外部环境。

麦克尼尔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细菌性的寄生物最终总会成功地传染给人类，并与人类建立长期关系。人类作为一种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交替发生，直到新宿主发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达到的适应性完全匹配。换句话说，人类逃不过瘟疫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慢慢适应某些瘟疫。

说完了瘟疫与人类共存的情况，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就要更具体地为你讲讲瘟疫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最古老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现存最早的人类有意识制造的工具正是在非洲东部的大裂谷中发现的。那是一块有明显的砍砸加工痕迹的石头，能够与手型完全贴合，把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握紧，在虎口的位置会有一个非常锋利的刀刃儿一样的边儿。经过专家的鉴定，这块石头大概制造于两百万年前。也就是说，200万年前的非洲，已经有智慧人类诞生了。

但是，为什么两百万年过去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不是非洲呢？再说的具体一点，人类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文明。其中古埃及文明属于非洲，但并不在人类诞生的东非，而在北非。为什么人类最早的诞生地东非没有产生文明？又为什么直到今天，非洲的很多地区仍然一片荒蛮呢？

麦克尼尔认为，这要归因于东非丰富的寄生者。非洲的传染病有独特的丰富性和侵害性，虽然寄生物的毒性会下降，但由于非洲寄生物的种类实在太多，它对人类的侵害会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

更可怕的是，非洲的寄生者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数量众多的寄生蠕虫和原虫。对人体来说，它们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它的入侵不会引起身体免疫反应，也就是说，它们的入侵并不会像其他病毒入侵后激发血液中抗体的形成，这对人类来说，是个大麻烦。

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人们受感染的概率也会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寄生物获得新宿主的机会也会增加。当这种量变积累成质变，感染就会一发而不可收，严重地阻碍人类的正常活动。像疲惫、腹部疼痛这些慢性病征，如果它们开始蔓延，会严重地妨害人类进食、怀孕以及抚养孩子，而这反过来又会削减人口，直到当地的人口密度下降到过度感染的门槛以下。

接着，病症会慢慢消退，人类的精力开始恢复，进食和其他活动也趋于正常，直到下一次别的传染病大行其道或者人口密度再次超越过度感染的门槛，而这直接导致了东非的人口的有限性。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中讲到过的循环。

但是，一个文明的出现，最重要的就在于人口的增加。这些人要多到能够实现社会分工，能够供养得起君主、祭祀，还得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修建一些大型工程，这时，才有时间去发展文明。而瘟疫一定程度限制了东非人口的发展，所以东非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出现文明。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必须要走出非洲，走到一个寄生者没那么多的地方，才能繁衍后代，哺育婴孩，诞生文明。而那些病菌、寄生虫少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正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四大文明的诞生地。

除了推动人类走出非洲、促进文明的诞生，瘟疫还扮演过什么角色呢？第三部分，我将为你讲述瘟疫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传染病却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遥远的中美洲上，印第安人曾经塑造过灿烂的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276年左右，美洲印第安人阿兹特克族进入了墨西哥谷地，约50年后，他们迁居并建立了都城——特诺奇提特兰，阿兹特克帝国由此初步建立。此后两百年，帝国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边境一直从墨西哥推进到了现今的危地马拉一带，

阿兹特克文明与玛雅文明一起成了当时中美洲最辉煌的两大文明，帝国人口一度达到1500万。然而，这样庞大的帝国却毁在了几百个西班牙人手中。

1519年4月，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约600名步兵和200名印第安人分乘11艘船入侵阿兹特克帝国，他们携带了10门大炮和16匹战马，以及一些带着天花病毒的毛毯。要知道，天花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繁殖速度快，而且传播速度惊人，感染后会表现为病毒血症。因为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所以中文有了“天花”这个名字。

现在通过疫苗接种，天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了，但在那个时代这根本无药可救。西班牙人把毛毯送给阿兹特克的居民后，这种疾病开始传播开来，毫无抵抗病菌能力的阿兹特克人迅速染上了这种不治之症，而西班牙人因为已经得过天花，身体中有抗体，不会再次感染上天花。

古代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病毒和细菌，更不知道怎样面对未知的疾病，感染了天花病毒还以为是自己受到了神灵的惩罚。于是，瘟疫肆虐的城市里死尸成堆、人心惶惶。1521年8月13日，阿兹特克帝国的末代皇帝库奥特莫克向500多个西班牙殖民者缴械投降。西班牙殖民者攻入阿兹特克首都内，大肆破坏、烧杀抢掠，毁了这座著名的印第安城市。

根据粗略统计，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百日咳等疾病在短时间内给印第安人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死亡人数高达1200万。可以说，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既是由武力，更是由病菌完成的。

几乎同样的历史在千年前的希腊也上演过一次。公元前430年，处于巅峰时期的希腊城邦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交战双方是雅典与斯巴达。正当战争胶着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降临到了雅典人身上。

当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恰好住在雅典，不幸地感染上了瘟疫，这一年他才25岁。幸运的是，修昔底德活了下来，还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为后人研究这次瘟疫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瘟疫的爆发给雅典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巨大的恐慌，因为一旦感染上瘟疫，任何人工技术都没有效果。面对瘟疫，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

据修昔底德的记述，瘟疫降临时，很多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头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抚摸病人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体表温度并不高，但是他们的身体内部却有着很强的灼烧感。

修昔底德写道：“他们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来消除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最后，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

修昔底德认为，最严重的是，“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有些富有的人突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不名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财富之后，因为缺乏安全感，就开始骄奢淫逸，决心花光所有的钱。”瘟疫发展到高峰时，雅典死亡的人数多到人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掩埋死者，只能设立焚烧点。焚烧炉“阴森可怖的浓烟和臭不可闻的气味遮住了城市的上空，熏黑了建筑上洁白的大理石”。

据后世历史学家估计，当时雅典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瘟疫中丧生了。于是，几年后，雅典毫无悬念地战败，只能向斯巴达投降，从此消失在历史中。

有了这些惨痛的教训，后来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发展医疗的重要性。比如拿破仑当政时，所有的法国军队都要给新兵接种预防天花，这样的做法也传遍了整个欧洲。直到1815年后，法国没把预防措施做下去，结果在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天花消耗了2万名法国士兵的战斗力，而他们的普鲁士敌人却因为接种疫苗而免遭厄运，并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再举个例子，20世纪之前，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只看伤亡人数，疾病要比战争厉害得多。比如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于痢疾的英国士兵是死于俄罗斯炮火人数的10倍；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官方统计的英军因病死亡人数是阵亡人数的5倍。然而，在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由于系统的注射和严密的卫生监测，日本死于疾病的人数还不及战死者的1/4。

通过这些数字的对比不难发现，对于瘟疫，提前预防起到的效果是很显著的。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面对瘟疫，都应该加强警戒，防患于未然。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最后，我来为你做个小结。

第一部分，我们通过澳大利亚大陆上野蛮生长的野兔与多发性黏液瘤病毒的故事，了解了宿主与寄生者的概念，并知道了二者之间会形成动态的平衡：频繁感染期与瘟疫衰弱的时期会交替出现。

第二部分，我们通过第一部分的知识结合东非特殊的地理环境，讲了瘟疫对文明的影响。东非地区特殊且繁杂的寄生者，阻碍了人类数量的增加和人类文明的诞生。

第三部分，我们通过一些史实讲了瘟疫在战争中的影响，知道了瘟疫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以及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在《瘟疫与人》一书出现之前，讲述人类历史的书籍有很多，但将疾病当做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的书籍，从未出现，而这也正是《瘟疫与人》的特殊贡献所在。威廉•麦克尼尔以流畅的笔调和文明史中为人熟知的个案，重新描绘了人类历史的转折与疫病间的关系，颠覆了人们过往对瘟疫的认知。不过，受限于历史研究的材料，书中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

麦克尼尔认为，瘟疫不仅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原因，也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动因。人类主观上的聪明才智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要素，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人类在过去数千万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亦受制于最基本的生存法则：疾病与死亡。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传染病将始终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地影响人类的历史。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希望你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