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日元上的人物福泽谕吉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要是去过日本，您肯定见过，这就是1万日元上的人物福泽谕吉。

2019年4月日本宣布将发行新版纸币，采用最新设计和新型防伪手段重新印刷，1984年开始就在万元纸币上的“经典人物”福泽谕吉将被换下，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儒商涩泽荣一。

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日本文明开化的先驱，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谕吉是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五，精通汉学的父亲，因为无力改变孩子们的命运，甚至打算让福泽去做和尚。

所以他认为"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仇敌"，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希望早日离开中津，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另谋发展。

福泽谕吉最著名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意思说：人出生时，人和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

这都是源于他从小的生活背景。

二十一岁时，他如愿以偿，到长崎学习兰学(西学)。

他去长崎的1854年正好是黑船事件的第2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和约。所谓黑船事件是日本打开国门的开始，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打开了德川幕府，封闭两百年的国门。

德川幕府时代闭关锁国，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中国通，当时医学或学术，特别是航海和枪炮的技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这奠定了日本能够迅速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

后来福泽离开长崎前往江户，途径大阪，因为他大哥在大阪继承了家里的家业，在大哥的劝说下，决定留在大阪拜著名兰学家绪方为师，研习兰学。

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改名东京，是当时幕府政治财经的中枢所在，同时也是日本对外开放门户的窗口，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

福泽到江户旁边五大通商口岸之一的横滨，满街的英文招牌很不适应，深深感到仅有兰学知识是不够的。于是潜心学习英文。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访问美国。这是日本开关以来空前未有的事情。这支军舰很小，只有100马力，基本上出了港口之后就主要靠风力驱动。

福泽谕吉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这次航海却使日本非常自豪。因为日本人首次看到轮船的时候是1853年，开始学习航海是在安政二年1855年，即自看到轮船时起，大约到第七年上，也就是从开始学习航海术起到第五年上，坚决要毫不依赖他人之手而去远航，光是这种勇气和技术，我觉得就可以看作日本国的荣誉，足以夸耀于世界。

他还写到初到美国之后的尴尬场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窥探到日本人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我们每个日本人的腰里都带着佩刀，脚上穿着麻里草鞋。

我们被领到饭店里一看，实在惊讶，饭店里到处铺满绒毡。这里所说的绒毡是一种甚么东西呢？若在日本来说，那是一种珍贵的物品，有些过分奢侈的日本人，他们才买一寸见方要花好多钱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用。而这里却把这样珍贵的东西铺在有八张或十张席子那么大的宽敞的房里，人们穿着鞋在上面走动，实在讲不过去。

一走到房里，马上就端出酒来。打开瓶子，立刻发出一阵吓人的声音，先还觉得很奇怪，原来是香槟酒。

也不知道酒杯中浮起的是甚么东西，我们并没想到在三、四月间天气暖和的时候还会有冰。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酒杯，饮酒的时候出了洋相。在座的日本人当中，有的人先把酒杯中浮起来的东西吞到嘴里，随着大吃一惊，又都喷了出来；有的人没有喷出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里面放进了冰块。

这时我想吸烟，但是那里没有烟盘，也没有烟灰筒，当时我就借炉火来点烟。大概那个时候火柴已经发明出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只好用炉火来点烟。由于没有烟灰筒，因而没有地方扔烟头。后来我便从怀中掏出一些废纸，把烟头包在里面，而且小心翼翼地揉了几揉，把它揉熄了就放到衣袖里去。过了一会儿又想吸烟，那时却从袖口里冒出烟来。我以为烟头的火已经完全熄灭，不料烟头烧着了纸又冒起烟来，真使我大吃一惊。

这是福泽谕吉口述的自传里面的一段内容。经过几百年闭关锁国之后的日本人，有勇气航海，去睁开眼睛看世界，也有勇气去记录和调侃当时那种尴尬。

想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却因为会有损大国的尊严却在中国国内不能出版，不禁让人汗颜。中日两国在那个时代对外的态度可见一斑。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

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

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在像这么名声显赫的人物鼓吹脱亚入欧思想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去否定汉学，中国的儒学思想，中国的汉诗从来没有从日本的教科书上消失。

在选择外来文明，择其优而用之的方面，日本人确实做得非常好。

福泽谕吉在倡导所谓脱亚入欧思想的同时，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鼓手。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

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