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铁娘子：撒切尔的改革

第二十七讲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改革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出现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共识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分歧不是绝对的，而只有‘多’、‘少’之分，简言之，在国内问题上，大家都同意由政府保证范围广泛的福利制度；都同意以政府作为可被接受的执行者，维持高额稳定的就业率；都同意继续保持混合经济。在对外问题上，它包括承诺对西方的集体防卫义务，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反对苏联，同时保持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立地位，并逐渐将依附性的帝国演变成自愿结合的英联邦”。这个时期两党的内外政策几乎一致，如果有分歧的话，那也只是程度与方法上的争论，而不涉及原则。两党在这个时期的价值取向已相当融洽：工党以实现福利国家为满足，不再追求更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保守党认可福利制度，接受有限的国有化方案，承认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在这相似的价值取向背后，有两个共同的思想根源：一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是贝弗里奇的“报告”。

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它从来不落伍于时代，当然也从来不走在时代的前头。它与时代的进展离一步之远，但一旦进展完成，它就迟早跟上，并且以新成果的守成者的面目出现，维护新成果，而把它原来的立场抛于脑后。我们看到，保守主义的可变异性在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如光荣革命、议会改革、取消谷物法以及接受自由主义，等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守党比其他党派都更长时期地掌权，一个以“保守”为标榜的政党，它保守的是不断出现的变革的成果，当这些成果是由其他政治力量争取得来时，保守党反而成为守成者。很明显，“共识政治”主要是保守党向工党靠拢形成的。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共识政治”就进入一个新时期，战后对英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此时受到严峻考验。福利制度从一开始就开支庞大，随着福利范围的扩大，这笔开支越来越沉重。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1959—1964年，公共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1970年更上升为38%。1960年，政府已出现2.4亿英镑的收支赤字，最后没办法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亿多英镑的贷款才渡过这一难关。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时，英国有3.5亿英镑的赤字，而到了1974年，英国赤字已达35亿英镑。沉重的财政赤字，压得英国喘不上气来。

与此同时，国有化很快也出现了问题，企业国有化之后几乎都成了亏损企业，国有化实现了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却降低了，进而导致英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965—1970年工业增长率只维持在年平均2.5%左右；进入70年代，工业发展阻滞，有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样，一方面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英国出现了著名“滞胀现象”，我们通常称为“英国病”。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届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用尽浑身解数力图解救，但只要他们试图抑制消费、缓解通货膨胀时，经济发展就立刻受阻；而一旦他们企图刺激生产，解决停滞问题时，又立刻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届政府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滞胀现象愈演愈烈，“英国病”已病入膏肓。此时的英国正陷在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中。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标志着“共识政治”的结束。撒切尔性格强势，办事雷厉风行，人送外号“铁娘子”。为了治愈“英国病”，她果断地抛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理论，转而奉行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货币主义理论。担任首相后在下院第一次演讲时就明确表示，“人民面临的选择是：继续在阶级合作主义的全能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恢复有利于个人的那种平衡？工党赞成前者，我们提出后者……”。此后，她大刀阔斧地执行货币主义政策，包括大幅度削减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意在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投资积极性，紧缩银根，大规模提高贷款利率以控制货币总量，削减公共部门借款需要，猛砍公共开支以及变卖国有财产。

在这样一副“猛药”的捶打下，英国经历了自1931年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失业率最高达13%，总人数超过300万。由于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上涨的要求得到抑制，通货膨胀是降下来了，但付出的代价极大。很多中小企业倒闭，社会冲突加剧，以致于许多人说：这副药对英国的伤害比“英国病”还要大。当时有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上联名发表文章，反对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但是，撒切尔夫人坚信，沉疴必须用猛药。她明确表示，这正是她所预料之中的事，毫不理会反对她的声音。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四项：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社会福利，四是打击工会力量。

在私有化方面，撒切尔政府把大批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到1987年，国有企业40%实行私有化，总资产达200亿英镑，涉及职工60万人，其中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以及英国钢铁公司等巨型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股票上市出售给私人。到1989年，持股人从300万增加到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这似乎加强了“全民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印象，而企业的生产也因此提高50%左右。

撒切尔政府执行严厉的货币政策，1980—1988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7%下降到4.9%，价格运动也趋向平稳。

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撒切尔政府力图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对养老金、家庭补贴、产假补贴、失业补贴等等做出严格的限制，并企图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不过，社会福利是英国工人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成果，在这方面做出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重大的社会冲突，因此，撒切尔政府在这方面虽然喊得多，但实际能做的确并不多。“福利国家”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任何人想改变它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打击工会力量方面，撒切尔政府却取得了成功。长久以来，保守党理论家就把“英国病”的症结归结于工会力量太大，他们认为工会也是一种“垄断力量”，垄断了劳动力市场，使之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工会以罢工为武器，人为抬高工资，结果引发物价的全面上涨。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削弱工会的力量。撒切尔政府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对罢工进行限制，使罢工的决定很难做出，罢工需要经过工会会员的投票及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批准才可进行。此外，政府还与工会罢工针锋相对，1984年煤矿工会罢工被政府击败之后，整个工会的力量都大大受到削弱。

撒切尔的一系列政策确实取得效果。起先，撒切尔的“猛药”似乎把英国抛进了危机的最低谷，经济一片不景气。但从1983年起情况开始好转，到1988年英国已经走出危机，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欧美国家同期的平均水平，通货开始稳定，失业率也持续下降，达到了正常水平，“英国病”似乎被撒切尔医治好了。在此后举行的两次大选中保守党都获胜，撒切尔也成为20世纪在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并且是1827年以来惟一在连续三次大选中获胜的首相。

撒切尔虽说政绩斐然，但她的政策基本上是“扶富抑贫”，在她的政策下，富人富了，贫穷的阶层却受到损失；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削减开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也对国家不利。撒切尔个人作风太强硬，引起党内很多人的不满。英国的“经济奇迹”到1988年达到顶峰，1989年却出现回落。几年中，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使工资和物价都重新上涨，生产成本高导致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这一切似乎表明医治好的“英国病”又要发作了，而削减福利开支则早已使许多人不满。1990年开征“人头税”，恰好给不满火上浇油。这一切都导致撒切尔最终下台。她的下台也标志着“撒切尔时代”的结束。

这样看来，“撒切尔主义”并不是万能膏药。1985年撒切尔夫人曾说“我已经改变了一切”，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此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呢？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即福利国家的框架不能变。无论撒切尔夫人如何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强调国家不能包办一切，但福利国家的原则却动都不能动，这就使她在1985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做什么了。如果“英国病”还是治不好，撒切尔夫人也就回春无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