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八十一）——三年丧期的演变，桓帝听任大臣告宁

                              308、后汉书（八十一）

      上集说到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十月太尉袁汤因灾异免职，同月，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也被免职，任之前从司空被降至为太仆的黄琼为司徒，任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十一月初六，桓帝诏令减天下死罪一等，迁往戍边。

       十二月，武陵太守应奉招抚诱导叛蛮，使之投降。说到这应奉啊，柚萝得多说两句了，因为这应奉可以说称得上是东汉的“最强大脑”，有多强，且容柚萝来说道说道。

       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出身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叫应顺，在汉和帝的时候曾经官拜河南尹、将作大匠等职，父亲名应郴，汉顺帝时任武陵郡守。应奉可以说是个天才，从小记忆力就超群，史料中记载应奉能一目五行。有听众可能觉得，这有啥了不起的，我也能一目五行啊，但是应奉能耐就能耐在，他阅读过的所有书籍，能全部记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就如同一个硬盘一般。他曾为“决曹史”抄录全郡四十二县的罪犯名单报送刑部。回郡以后，太守详细问他所送罪犯情况，当时的罪犯总数达数千人，应奉竟然能将所录罪犯的姓名、罪状、罪行轻重等，一一准确背诵下来，毫无遗漏。

       而记事处人，就更不用说了，从小到大，凡他经历过的事，都能记忆犹新。据说在应奉二十岁这年，曾经造访袁贺，恰遇袁贺要出行，车匠正在院里给袁贺造车，应奉就从那开着的半扇门里往里看了车匠一眼，几十年后，路遇这个车匠，应奉便能知道并呼出这个人是谁。

      当然这些种种只能说明应奉记忆力好，也谈不上天才，毕竟万一就是个书呆子呢？而到了永兴元年这一年，检验应顺能力的时候到了，原来早在顺帝时期，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蛮詹山便有少数民族四千余人造反，地方县令都被他们抓了起来。多年以来，东汉朝廷也派兵征伐了好几次，不过也没能拿下，于是桓帝下诏求才。经公卿朝议，四府推荐，应奉在这年出任武陵郡守,应奉父亲以前便是这个职位。应奉到任后，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安抚政策，结果闹事的蛮詹人或降或散，战乱很快平息，足见应奉还是颇有才能的。而且当地太平后，他还大兴学校，全面清除陋政，不过应奉的才华横溢，却给他招来了很多的羡慕嫉妒恨，以至于他没过多久，就因公事被免职了。不过这些是后话，之后我们还会提到应奉，因为应奉在后面给桓帝上了一封影响东汉王朝未来走势的奏疏。

      好了，插讲完应奉，我们继续回到时间线上，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正月二十四日，桓帝大赦天下。

      二月初二，开始听任刺史、二千石实行三年服丧。为啥用听任这个词呢，那就要从居丧制度说起。居丧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的一部分，最初的居丧是指从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时间内，死者家人和亲属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表现出的异于平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表达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各异，并无统一的标准。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先驱（胡适认为即是孔子）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将其发展为礼制，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仪礼·丧服》中所提出的子为父母、妻为夫、臣为君的三年丧期（实际为27个月）。其后直至汉初汇集成的《礼记》一书，又对三年丧期内的守丧行为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须居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等等。虽然中国自古重孝，但是从三年之丧要求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整个春秋战国至秦及汉初，除了孔子弟子曾为孔子守丧三年外，并无一例守满三年者。即便是孝子，如齐国晏婴为其父晏桓子、吴子诸樊为其父吴子乘、刺客聂政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结束居丧，时间一般为3个月或百日，称为“既葬除服”。

       因此到了汉代，这居丧制度，也是被当政者几次修改，西汉初年，汉高祖承袭秦制，规定“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于是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到了汉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王莽时，盛倡三年丧制，汉文帝的短丧制度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这样一来，相当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 的短丧遗诏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安帝时期，邓太后临朝执政，也提倡三年之丧，甚至将行三年之丧作为选人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因此到了桓帝时期，官员们很多因丧暂时辞官，桓帝也只能采取听任的态度了。